袁东

凡是那些最醒目的建筑物属于政府机构的城镇，往往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凡是私人建筑主导的城镇，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这是我迄今为止游历各地的突出印象。这也意味着，从经济角度讲，落后地区的政府相对规模大于发达地区。

实际上，经济危机，以及衰退和萧条期间，政府多半在主客观上扩大了自己的角色和作用。诚如在落后地区，政府拔高了自己，掌控一切，而压抑了私人经济力量一样。这可能是“社会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定位，促使政府总有一种内在动力，越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越是要彰显自己的强力领导和管理作用，树立“救世主”的形象。但更大的可能是，现代政府相比以往，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政治利益团体的把持，总有一种规模扩充的冲动，而不管是危机还是繁荣期间，只不过危机期间更明显罢了。现实也是如此，观察大多数国家，一直在扩张的现代政府，基本上是规模空前。

当然，危机期间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危机调整而最受影响的利益团体，总是希望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使他们更快地恢复到昔日的舒适状态。然而，可能被大部分公众忽略了的是，之所以有危机及其后的衰退，正是因为原有经济格局有问题，一部分利益团体的舒适状态不合理而难以为继，才内生性地由程度不同的危机予以调整。至于问题的产生和积累，有私人市场的因素，也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因素。不管是由哪种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都不是主要依靠政府力量来化解的。那些原本不可持续而需要由危机促成破产和重组的企业与行业，无论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去改变他们被淘汰和重组的命运，都只能造成将来更大规模的危机暴发，以及更严重的经济衰退。除此之外，剩下的，也只是政府日益频繁干预市场的借口越来越多，自我扩张的惯性越来越大。所以，每当危机发生，人们除了指望政府采取更多行动，也会在第一时间将危机的很大一部分起因归于政府，而发出更多指责。一种恶性循环，在过去七十多年里已经形成，并正在强化。

政府行为受到更大的鼓励和认可，起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那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正因为那次危机中的政府行为，凯恩斯经济学才得以传播，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制定政府经济政策理论依据的宏观经济学也才得以建立。如今，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无不是政府经济行为的集中概括，而且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分析天地。但是，随着历史视野的延展，现在看来，与其说是政府经济政策将核心国家的经济运行推出了那场危机，还不如说是“二战”的作用更大一些。无论怎样，历史事实是，自那次危机后，政府行为越来越不受约束，政府规模加速扩大。问题是，这并没有阻止经济危机的一再出现，反而出现的频率提高了，危机的原因也愈发复杂了。

原本按照消解政府行为约束的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愿望，经济一旦走上复苏和繁荣，政府应减少其干预行为。然而事与愿违，现实令这一学派好不难堪。繁荣景象，不但没能使政府冷静和收缩战线，反而更加刺激了“为民做主”的多种干预。所以，今天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运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因素已经无处无时不在了。特别是，当人类的货币制度由贵金属本位转到纸币本位后，“货币文化”主导的经济运行，实际演变为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导。而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不属于政府行为的。

历经过去十年可说是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经济繁荣后，眼下又陷入了本世纪第一场最严重的危机中。且不说，核心国家在过去十年的繁荣，相当部分动力来自于对货币政策的操纵。就拿迄今已有一年多的危机处理看，政府行为又一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参与其中。从对已经供给过度而理应降温的金融行业给予大量注资，到开设特殊贴现窗口，大幅降低利率和贬值货币，再到大幅度退税、“行政主导”式的金融企业重组甚至直接行政接管，政府的步伐不仅没有停止的迹象，似乎还有更宏大的救助计划。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对此赞同和默认得多，批评和反对得少[1]。即便是那些号称当今世界上最能代表民意，最有独立判断力，并对政府最有约束的国会议员们，对政府的大规模行动，迄今也是一路绿灯。

但是，这种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纵恿，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解，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危机进一步深化，私人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也更加模糊。更引起重视的是，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不仅大大增加了全体民众的直接成本，也因对危机缓解无补，甚至加重了危机，极大地延缓了危机调整时间，而加大了公众的间接成本。因为，政府的一切资源支配行为，都是对公众私人资源的挤占。

我今天这么讲，并不是否认政府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也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就一定得无动于衷。只是想强调，如果说，繁荣期间，公众对政府行为可能会看得较紧，则危机期间，人们往往忽略了对政府的约束，放松了对政府行为授权的“审慎性”。或者说，政府在繁荣期间很难找到的那些扩大自身行为空间的借口，更容易在危机期间找到。然而，一旦在危机期间扩大了行为范围和力度，就将成为其进一步扩张规模的基础，不可能在繁荣期间缩减。每次危机都成为了政府不当干预螺蜁式上升的契机。问题是，不当干预的增多，不仅增加了危机的复杂性，降低了本应由危机自动调整的经济效果，而且埋下了再次提前爆发危机的种子，增加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减少了公众的总体福利。

如此看来，当前正在发生的危机期间，无论是核心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化国家，都应更加重视对政府授权的审慎性，或者趁机建立起一个对政府行为予以明确授权和有效约束的政治与制度框架，使其受到更多约束，将其精力和行为范围限制在检讨和消除过去不适政策上，避免政府同市场的对抗，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应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在接受危机调整的过程中，去消解危机，并借此培育和优化经济机制。

（写于2008年8月2日）

          袁东

对处于货币文化时代的人类而言，货币是一切物质财富的等价物。追逐货币，成了经济行为的首要目标。凡是容易积累钱币的市场行为，无不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当“钱生钱”的金融交易变得使每个人都异常兴奋时，不论是家庭主妇，还是那些规模庞大的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只要手头宽裕，或者能够借到钱，都会将相当一部分精力和钱财投入其中。金融游戏也总是在某一段时期内，使很多个人的银行户头及企业的利润变得快速丰厚起来，尽管这样的时期总是短暂的，而且要隔很长时间才出现一次。

但是，这样的时期会使总需求也迅速提高，从而使各个行业都相比以前更容易赚钱。特别是，在由所持金融资产市值大幅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利润贡献度快速增长时，产业企业的行为就会表现出以下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总需求的暂时大幅扩张，促使企业很容易在已有技术基础上水平式地扩大生产规模，产品销售的旺盛不再迫使企业花大力气进行产品升级和技术更新；二是，纷纷热衷于金融市场投资，对主营业务的更新压力和动力无疑会因此而大大降低。无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都不利于整个产业界的技术革新。问题是，当产业界的相当部分精力与资本被金融市场所高度吸引时，金融市场将在不断增加的资本投入的催动下，就会像脱韁的野马，脱离实体经济领域而自我飞奔。然而，没有了实体经济的支撑，是不会容许狂热金融市场这匹野马任性疯奔下去的，很快就会跌入“陷马坑”而痛苦嚎叫。

尽管跃出“陷马坑”的金融市场，再次踏上征途时，多少会吸取教训，变得聪明些，也会稳健地走上一程。但随着行走的顺利和时间流失，这匹好动的马儿又开始撒着欢儿地奔跑起来，“野性”又占了上风，直到再次跌倒。这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每次金融危机的动态特征。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金融危机无一例外地会引发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只是持续时间有所不同罢了。

但是，无论哪一次危机，都不是世界末日。眼下正在肆虐的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危机，更非末日。相反，这正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的前奏。在分析和评论此次危机时，人们看到的，除了历次危机都会发生的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信贷紧缩、金融机构倒闭、经济增长放缓之外，更多的是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以及对全球通胀的担忧，因而很容易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正是在那次令很多人悲观绝望的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中，产生了1971年由英特尔公司首先研制的“芯片上的计算机”，从而开创了以集成电路、微电子和计算机为主的信息通讯化时期，引爆了第五次技术革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

当前，太多的人一味沉浸在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成倍上涨的忧虑中，而忽略了工业制成品价格的更大幅度更快速下降。尤其是那些作为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主导产品和基础设施的电子网络与无线通讯设备，价格下降的幅度更是惊人。比如光输产品，在过去七八年间，价格下降了二十倍。所以，那位掌管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商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才感慨道：“市场经济的过剩就像绞杀战一样。”[1]更不用说，那些越来越便宜的家电和汽车等人们都每天都在使用的传统工业制成品了。这说明，尽管少数商品的价格飞涨，但更多工业产品却在价格长期持续下降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普通家庭和民众生活中，即使从全球范围观察，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技术革新及其扩散。否则，将不会有工业制造成本的持续下降，更不会有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时代的普及。

也正是因为有了技术革新及其扩散，才有了每次的金融狂热和危机，更有了危机之后新时代的起步。对此，英国卡萝塔.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有着很到位的解释。按照她的划分，自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五次技术革命里，每次都会引发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新范式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扩散过程，都是一次“巨大的发展浪潮”，而每次浪潮都会经历两个性质很不相同的时期：“导入期”和“展开期”，每个时期大约30年[2]。从“导入期”转到“展开期”，总会经历一个伴随严重衰退的“转折点”。而“导入期”，包括了开启技术革命浪潮的“爆发阶段”，以及金融资本由起初推动新基础设施和新技术集中开发到傲慢地支配整个体系的“狂热阶段”；“展开期”，则包括了新“技术——经济范式”占据主导地位而使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和谐的“协同阶段”，以及投资机会萎缩和市场停滞的“成熟阶段”。如果说“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狂热阶段”就属于金融时代，“转折点”则是反思和调整发展路线，“协同阶段”属于生产的时代或真正的“黄金时代”，“成熟阶段”便是质疑自满情绪的时代。

就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在上述各个阶段的关系看，也是不断变化的：“爆发阶段”中的两者是“恋爱”关系，金融资本促进了技术革命的传播；“狂热阶段”中的两者关系破裂，金融资本脱离生产资本，资产泡沫形成，并将金融市场甚至整个经济社会推入到一种赌场状态；而泡沫终究要破裂，所以，崩溃和衰退就成为了“转折点”。但衰退导致了制度重组，促使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关系重塑；当两者重新耦合在一起时，也就进入了“愉快婚姻”的“协同阶段”；直到再次陷入困境的“成熟阶段”。

可见，正是在每次的“狂热阶段”，金融资本充当了熊彼特笔下“创造性毁灭”的执行力量，飞速地“钱生钱”的疯狂幻觉弥漫着整个经济社会，一切都脱离了真实，一切只存在于纸面之上，甚至连硬梆梆的石头也变得“疯狂”，终于酿成危机。然而，正是崩溃和衰退的危机，才强制性地促成了新型制度框架，并像一根神奇的韁绳，将金融资本这匹野马勒住，伴同生产资本进入了一个脚踏实地而良性互动的“黄金时代”。历史上，伴随前四次技术革命而在核心国家发生的1793—1797年危机、1848—1850年危机、1893—1895年危机、1929—1933年危机，都是典型的由“狂热阶段”进入“协同阶段”的“转折点”，而每次危机之后，也都无不是一个注重真实红利和真实增长的黄金发展期。

现在看来，核心国家正在经历的起始于1971年由第五次技术革命引发的发展浪潮，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已然步入了“狂热阶段”。如果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还没能够真正终结这次狂热期，则由2007年8月开始的美国“次贷风爆”导致的尚未结束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就是终结先前“狂热阶段”的危机转折点。因为，这次正在肆虐的危机，已经引起了全球特别是核心国家的广泛反思，并开始了强制性的制度框架重组，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路线调整。

既然如此，本次危机结束时，也就是一个新的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再次愉快耦合的黄金时代的开始。掐指算来，套用佩蕾丝所观察到的每个浪潮60年左右的时期划分，1971年起始的“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已然经过了37年，也该是“导入期”结束而由“转折点”进入包含“协同阶段”的“展开期”了。由此，站在今天向前看，还有什么可悲观的呢？明智而有远见的市场主体，应当摆脱掉一切悲观情绪，尽快做好一切准备，迎接下一次“黄金时代”的到来。

               袁东

凡是可以卖的东西，都可能有一个“贵卖”还是“贱卖”的问题。两者的界分，是以那个能够充分反映内在价值的公平价格为标准的。只不过，竞争性或者替代性越强的商品，出现价格不公平的概率越小。垄断色彩越浓的东西，不公平成交的可能性越大。人们很容易认为，处于供给垄断的东西，肯定会“贵卖”。未必！到底是“贵卖”还是“贱卖”，取决于卖者的身份特征——市场化倾向。

“贵卖”还是“贱卖”，也就是一个“卖者剩余”还是“卖者损失”的问题。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卖者，没有一个不想方设法追求“卖者剩余”的。如果具备此类身份特征者居于垄断地位，出价肯定是“贵卖”。然而，当卖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化主体时，利润最大化也就不可能是其内在持续动力和目标，即便所要售卖的东西处于供给垄断状态，也难以“贵卖”。甚至，这一主体的决策者都不可能具备足够的动力、精力、积极性、热情以及信息，对所售卖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公平价格进行计算分析，定价能力极其薄弱。特别是，当这样的卖者面对的是特定少数同质性（比如同属海外某一行业）买者，或者存在“寻租”空间时，定价权很可能不在卖者，结果常常更多是“贱卖”。

即便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化主体，有追求“卖者剩余”的强烈欲望和动力，但如果相对于特定少数买者，其行业经验、市场阅历、交易技巧等都要欠缺得多，这一“新手”的定价能力也远不如买者，对其所卖商品，也未必不会“贱卖”。更何况，那些集“非市场化主体”和“新手”于一身的卖者，又怎么能有足够的把握避免“贱卖”呢？

如果你承认市场化主体与非市场化主体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那么，你就无法不认可上述道理，也就更容易理解有关当前中国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过程中股权“贱卖”还是“贵卖”的争论问题。也正是由于前几天看到有关官方机构举办只有一种声音和一个结论的学术论坛宣传，才想阐发以上道理。这一论坛的结论是：“‘贱卖论’根本不成立”，银行业的改革“迄今为止是成功的”，并以下列“算帐”为其最主要依据：“四家银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年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是改革时国家花费的财务重组成本11791.2亿元的3.7倍。此外，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总回报率达27.5%，按2.5年计算，年均回报率为11%。通过增值及分红，国有股权价值比改革之初增长了约7倍，远远高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收益。”[1]

且不说，这一依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四家国有银行在上市前，政府用行政手段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了由银行剥离的2.5万亿元不良资产，这不仅使四家银行大大“瘦身”，资产质量一夜之间大幅度改善，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的是一个甩掉历史包袱、资产优良的银行股权，这是其一。其二，中央银行为此向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再贷款8526亿元，中央财政出资100亿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向对应银行发行8200亿元债券，这些共计16826亿元的资金，谁能说不是“改革时国家花费的财务重组成本”呢？这不仅使四家银行2.5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一下子从“表内消失”，而且增加了“表内”收入16826亿元，亦即对银行而言，不良资产回收率为67%，这一水平是西方金融机构在此次“次贷危机”中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三，迄今为止，政府对境内资本投资银行股权实施严格行政准入制，用最严历的保护手段维持着四家国有银行的绝对垄断地位，这一方面确保了四家银行的垄断收益，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民众对四家国有银行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如此说来，“国家花费的财务重组成本”何止是11791.2亿元？国有股权的价值增长率又怎么“远远高于”那些没有承担任何历史成本的境外战略投资者？

即使就这一交易过程中的出售对象、买卖者身份特征看，也很难发现“贵卖”甚至“公平价格”的逻辑。作为出售对象的“国有银行股权”，是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商品——四家银行垄断了中国银行业资产的80%以上。鉴于有着预期良好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银行股权的潜在价值相当可观。至少不“贱卖”应当是这类商品的出售结果。但是，由于卖者是“政府”，而买者一律是境外金融机构——属于少数同质化最具市场性的主体。不管是“内阁”中的哪一个部门或附属机构代表卖者，均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主体，仍属行政性主体。追求“卖者剩余”和利润决不会是这类主体的本能和最大目标，也非其能力所在。其组成人员，不可能像真正的市场人士那样，有着切身利益激励动机，以及敏感的市场感觉和丰富经验，对所出售银行股权估算出其内在市场价值。特别是，在与那些有着强烈利益激励并具备丰富市场经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交易时，定价权不可能掌握在如此身份特征的“卖者”手中。这种情况，又怎么能够保证银行股权不被“贱卖”呢？

实际上，“贱卖”与否，同银行业改革成功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贱卖”与否，只是表明银行股权的出售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反映了其真实的内在价值，并只是就当时的一次性交易而言的。银行业改革成功与否，主要是指银行的体制与机制是否有所改进，银行的服务质量、经营效率与效果是否有了增强和改善。当然，现在还无法确切断定过去几年四家银行的“改制上市”式的改革就已经成功，也尚不能断定就是不成功的。因为成功与否，得需要时间检验，尤其是得经过一个完整的经济上升和下降周期的检验，过去两年银行状况的改善更多是经济上升阶段的反映，还未受经济下调的考验。但可以确定的是，承认股权“贱卖”，并不意味着银行改革就不成功。如果一次性的股权“贱卖”能够换来确保银行经营效率与效果改进的保障条件，也就为今后的可能成功奠定了基础。而且，如果能够正确面对现实，承认并认真反思银行股权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更有利于今后推进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进程，更有利于改革成功。相反，那种一味自以为是，甚至掩盖问题、粉饰太平的做法，肯定不利于发现和避免问题，更不利于解决问题，也决不会有利于确保银行业改革的成功。

                           袁东

    没有哪一个健康而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不是以企业为本位的。因为，工业化的推进，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以及人员就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大大小小按特定法律程序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基本以不同企业为纽带联结成不同利益团体，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质量无不与特定企业相关。一个社会，是否以企业为本位，不仅仅是工业化进程的衡量标示，更是一个能否以人为本及政治民主化的体现。

就中国历史变迁和社会结构看，企业本位更多是相对政府本位而言的。几千年的皇权帝制，集权政府向来是社会的主宰与主体。官权渗透而遍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可以支配和代表一切。拥有政府权力的官员，是社会资源的化身，是荣誉、尊贵、财富、傲慢甚至为所欲为的化身，因而几乎是所有社会普通成员追求的目标。普通人一旦成为政府权力掌控队伍中的一员，也就极少不成为不遗余力巩固政府权力集中与威力的一员。于是，政府本位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典型生态特征。

以政府为本位的社会，其进步和民众福利增进与否，基本上取决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极少数精英的开明与否。暂且撇开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争论不说，惰性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克服，因而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框架下，这种指望极少数精英开明化的进步机制是极其脆弱的。即便历史上曾经有过开明，那也是极少极少，而且无不是昙花一现。所以，政府本位的社会在达到一定进步水平后，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可能产生大规模重大技术集群突破创新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也就不会首先在这种社会里发生。

在接近2000年的时间里（公元元年到1952年），中国人均GDP一直徘徊在450—600国际元（麦迪森单位），欧洲则从18世纪开始将中国远远甩在身后，到1952年时的人均GDP是中国的近十倍。欧洲转入以企业为本位的社会后，于工业化带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大踏步前进，而中国的速度是零甚至负数。当欧美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不到GDP的10%，工商企业已经吸纳了绝大部分就业人员时，中国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却仍被固定在以农村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领域，农业产值到上个世纪50年代还占到近60%，上个世纪末的农业仍吸纳了超过50%的就业人员，而此时的美国仅仅为1.7%。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以下历史事实的社会根源：18世纪中期正值以政府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处于所谓“盛世”，那位年老时自负而又狭隘愚蠢到自封“十全老人”的最高极权人，连同其掌领下的各级官权者，从1751年开始，集中力量上上下下忙于随行队伍2000多人、大船1000多艘、纤夫3600人以及随时听候调遣的马匹6000、车辆400、骆驼800、民夫1万等严重劳民伤财的沿运河“六下江南”之时，“天朝”远处的英国却在“还政于民”的大道上，主要政府力量服务于大大小小众多工商企业，市场自律组织性质的“伦敦工艺协会”设立重奖鼓励纺纱机的发明，从1767年的“珍妮纺纱机”，到1769年阿莱克特的“水力纺纱机”，再到同年的瓦特蒸汽机，工业化生产和商业贸易公司从最早集中地——兰开夏——迅速遍及英伦三岛。自此，“天朝帝国”很快从“盛世”滑向衰落而屈辱的深渊，欧洲则在隆隆机器声中步入了以企业为本位的快速增长和富裕的康庄大道。

也正是过去30年在“政府本位”上的松动，在当初强烈批评“企业本位”理论的声音中向“企业本位”的逐步靠近，才有了缓慢但仍有进展的“政企分离”改革，也才有了今天大家能够看到的增长和进步。否则，将不会有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也不会有国民经济结构的改进，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然而，应当清醒的是，“企业本位”式的社会生态还远未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政府力量仍然无处无时不在，政府不当干预仍然遍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主要社会资源的掌控和支配主体仍是各级政府。且不说，国有企业人、财、物的体制与运营机制在“政企分开”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上仍处于起跑阶段，即便是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境内民营企业，近年来“政府本位”的色彩也越来越强。典型的例证是，东部沿海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政绩工程”着想，不管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需求和既定发展战略，政府力量大规模介入，一味低成本提供土地、能源、资金等，不顾企业发展的客观现实，急着“催肥”民企“做大做强”，过早地将其推入多元化和规模化阶段，以至一旦遇上全球经济周期调整，或者由于管理跟不上等原因，就会发生市场萎缩、资金链断裂甚至企业停摆关门等现象。这种状况，你能说不是一种“政府本位”的体现吗？

当企业管理者的过多精力被迫放在“跑政府”上，主要资源获取和竞争力培育来自于“政府批准”；当企业的市场搜寻和商业谈判的最终效果取决于政府认可；当高校毕业生将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作为自己择业的首选时，即使这个社会的企业法人再多，创造的产值份额和吸纳的就业份额再大，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本位式社会，仍然属于政府本位。

只要一个社会是政府本位，就没有企业本位的生存之地。如果没有一个企业本位的社会生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自主经营，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或者受到压抑而难以得到发挥，或者受到不应有“行政激励干预”或者“行政激励引诱”而被不切实际地放大，脱离客观市场需求或者应有发展道路而难以为继。在这样的社会，流行的实用规则是“权钱交易”，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行政权力，人们的最大追求是“官本位”，而不是注重创新和竞争的企业家商业精神。即使在政府及政治系列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机制是“自上而下”，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政府规模是扩张而非缩减的，政府管理是浮夸而粗放的，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和重大失误概率远大于企业本位下的情况。

然而，只要中国想发展市场经济，继续推进工业化，就必须打破政府本位，建立起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社会生态。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企业本位不仅是竞争与创新等市场精神的基础，更意味着一个有限而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政府，一个得到明确授权并受到广泛有效监督而高效的政府，一个允许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正常竞争而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允许多种声音存在而广泛辩论从而信息流畅并不断生产高质量决策依据的社会，一个广泛“对下负责”的政治民主和文明。所有这些，是市场经济和持续增长所必需的。但现在看来，应当承认的是，中国仍然任重而道远。

（写于2008年7月12日，以《中国走向企业本位之路还很漫长》为题发表于2008年7月16日《上海证券报》专栏版）

中国经济：放缓中才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世界已经慢慢认识到我们今年正生活在现代历史上一次较为严重的经济空难的阴影中，在此时节，衰退可能由于心理因素而发展得有些过头。”这是凯恩斯在《1930年大萧条》中对当时形势的界定。事隔78年后，凯恩斯曾参与筹划的国际清算银行发表年最新年度报告，对2008年经济金融形势下结论说：“当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发生的市场动荡，在战后时期是没有先例的。”言外之意，类似先例只能到“战前时期”去找。眼下是否存在凯恩斯上述“战前”1930年那种“严重的经济空难的阴影”呢？对此，经济学者的争论肯定很激烈。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每当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市场下跌时，在经济学者的圈子里，悲观的比乐观的多，并且普遍比一般人更悲观。经济繁荣时，经济学者的乐观预期往往比普通人还激进。

    当前，大多数人恐怕还没有来得及从过去多年低通胀、高增长、金融市场快速聚财的兴奋留恋中摆脱出来，就一头雾水似地震惊于一连串的“坏消息”中：信贷市场大幅收紧，资产市场超速缩水，昨日的明星金融机构破产，石油与粮食价格打着滚儿地上涨，通胀成为全球“明显而迫近的威胁”[1]，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仅及前两年的一半。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争吵开始升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说：“你们不能像我们这样生活”[2]，并指责后者推动了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以及环境问题；低收入国家则埋怨高收入国家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负责任的信贷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加节制地消费。于是，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从互不相让的争吵中，人们再一次切实感受到：经济是全球化的，而政治仅仅是国家层面的。

但问题是，对尚处于货币文化时代的人类而言，政治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竞争，政治分歧将少得多。因而，经济的全球化，最终无法摆脱政治协调机制的全球化。如果迟迟建立不起一个有效的全球政治协调机制，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各国经济增长都将受阻。当个别强势国家难以忍受这种“阻碍”时，战争将成为他们选择的也是最坏的调整机制。这已得到人类历史的无数次证明。但战争是人类所有罪恶和丑陋的集中显现。为了避免这种最具破坏性的调整，全球各个经济体应当学会妥协与合作。这恐怕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协调机制所赖以建立的理念。

任何妥协与合作，都意味着自省。这是起码的前提。在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中，这对哪一方都是重要而必需的。我们不妨以眼下讨论最为焦点的通胀为例来说明。作为经济增长最快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果不能从“输入型通胀”的意识中走出来，将很难真正自省本身的经济问题，也就很难有效地参与国际政治协调。

对于国内通胀抬头，相当一部分舆论认为，是由于国际石油、粮食、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对国内市场输入造成的。尽管人们可以指责金融投机对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推波助澜，但应当清醒的是，金融投机从来就不是通胀恶化的真正元凶。因为，投机向来是冲着问题而来的。如果某一领域里不存在明显的趋势性非均衡问题，那些异常聪明而追求时效的金融投机资金决不会在这一领域里浪费精力和时间。所以，价格升降的最根本力量是供求，而需求又无法不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毫无疑问的是，这次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中国因素”是显著的。

且不说，中国已经成为包括铁矿石等很多原材料的第一大进口国，占了2007年全球新增石油消费的36%。仅就全球工业化布局的重大变化看，工业化过去仅仅是拥有14亿人口的西方世界的事情，能源原材料主要由他们大规模消费，但随着其工业化的成熟，消耗水平也趋稳定；而现今，拥有近24亿人口的中国和印度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过去10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工业化速度加快。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2/3来自工业，而印度经济增长的2/3来自服务业。由原来14亿人发展到现在至少38亿人步入工业化快速推进或成熟阶段，支撑工业化的化石燃料和原材料消耗水平，显然是大大增加了。这种新需求成几倍地迅猛增长，在过去十多年全球能源原材料供给能力投资并没有大幅改善甚至稍显停滞的情况下，如何不成为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成倍翻番的根本力量？！占新增需求相当部分的中国经济，又怎么不是其中无法忽视的主要因素呢？！

   当然，凡是追赶者，总觉得自己的速度不够快。然而，那种不计成本的速度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难以持续的。别的不讲，仅就私人轿车拥有量而言，即使达到本世纪初欧洲每5人一辆的水平，也意味着中国私人轿车拥有量将从2007年底的1522万辆（每80—90人拥有一辆）膨胀到3亿辆，平均每年增加近1400万辆，可想，仅此一项，就不知将会带动石油需求增加多少。更不用说，若达到目前美国每两人拥有一辆的水平了。除此之外，难以忽视的是，尽管服务业已成为印度的骄傲，贡献着经济增长的2/3，但不同于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的是，这只能说明印度工业化的落后及其空间的巨大，迟早将返回来极力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印度已经开始行动，其目标首先是在制造业上赶超中国。这意味着，来自印度的能源原材料消耗增长在已有基础上会进一步加速。所以，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生活方式追求目标不作调整，并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和生活方式追求道路，那么，真不知届时能源将紧张到何种程度，价格飞涨到何种水平。而这反过来，又将极大阻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

由此看来，伴随这次全球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未见得不是好事。况且，随着同发达国家技术前沿距离的缩短，以及经济基数的增大，增长放缓也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应当利用这次增长放缓之际，让某些问题得以充分暴露。在增加压力的同时，也使政府和微观实体，能够正确检视宏观政策和微观运营策略的得失。特别是，在减轻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压力的同时，理顺国内价格体系，减少行政控制，降低各方面的通胀预期，更冷却国际金融投机资金针对“中国因素”的热情。最为根本的，应当是在总量增长放缓的压力下，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惟有如此，我们才算真正做到了及时自省，也才更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政治协调中，会同主要经济体建立起一个新型全球协调机制，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从而使中国增长更具质量。当然，如此道理，同样适用于那些高收入经济体。

回到凯恩斯的《1930年大萧条》，用其结论性语言讲，“除非我们确信这一珍断是正确的，并由此振作精神，集中我们的意愿和智慧，沿着这些方向寻求解决之道”，将会摆脱“严重的经济空难的阴影”；否则，衰退将可能真的来临，甚至“进一步恶化为一场萧条”，“并在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中对物质财富和社会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写于2008年7月5日，以《中国非得探索一条新型增长路径不可》为题发表于2008年7月9日《上海证券报》专栏版）

山头掠影

——兼议好坏产出的替代性

                袁东

上周一，生平第一次去重庆。那一天，天气格外得好，能见度异常清晰。从飞机窗口向下看，惊异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峰林立。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便是众多裸露而刺眼的山头，斑驳而苍凉，远没有那些没有人烟而浑然一体的墨绿山峦的美。这些高高的山头，几乎被平整地削去了尖，四周纵横的深壑峭壁拱拥着一块块没了森林的平台。平台上，或者是耕地，或者是聚集着的民居，或者是冒着烟的工厂。由于没有了森林，从上空看去，格外显眼，像人的遮羞布被揭去那样的难堪与尴尬。不仅没有一种人烟聚居的热闹，反而呈现了一种黄而白的荒芜。

当飞机飞入那些没有人类居住的山地上空时，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最湿润的地区，孕育着那一条条苍葱墨绿的山脊。一眼望去，没有一块刺眼的裸露。远处千层叠嶂的山峦，飘渺如纱的薄云缭绕延伸，任何一幅西洋画都没法描绘那种美，恐怕只有高超的中国画才能体现那种韵味。在这样的地区，也才领略到千江之美。以曲折绵延的长江为主，大大小小的河流，蛇行龙跃，在太阳的照射下，像一条条明丽而欢快的飘带缠绕山间。同有人居住的山区形成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差别。

等到了同样是很难找到一块平地的山城重庆，拔地而起的楼群，仿佛使人到了香港、澳门甚至“一线天”式的曼哈顿的感觉。可惜只是一座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与远处四周山上的树木丛林形成了反差。也难怪，整个重庆市3500万人，仅是这个狭小的市区就居住了近1000万人。更令我难忘的是，穿城而过的长江，水流倒是不慢，但浑黄泛红，浊水一江。犹如站在黄河岸边，没有任何上游长江那种清澈之感。称其为“第二条黄河”，并不为过。问题是，这可是长江的上游啊。真不知，重庆之上的水土流失是如何严重。更不知每年由此带给那个“伟大工程”——三峡水库——多少泥沙，这个已蓄水175米的“高山出平湖”，将来的库底会发生多少幅度的“水涨沙高”。

对这种反差现象，人口压力与技术落后是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原因。自公元元年迄今为止的两千年里，中国几乎都是在一个粗放外延经济扩张路径上发展和维持。1952年的工业产值仅仅占到GDP的8.3%，因而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加之技术落后，农业时代的“粗放外延经济扩张”只能靠开垦新的土地。所以，当南中国湿热地区未被开垦时，3/4的人口便集中在北方，特别是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作物的西北黄土干旱农业区。受可耕地与产量所限，在新纪元的第一个千年里，中国的总人口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一直在5500万至6000万人之间[1]。

当南方湿地被开垦，尤其是发现并引进了多季水稻种植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被大量开垦。这引起了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分布结构的巨大变化。人口到1280年突破1亿，其中3/4聚居在南方。尽管此后，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总数有所波动，但趋势是增长越来越迅速。1560年突破1.5亿人，1730年超过2亿人，1780年超过3亿人，1830年为4亿人，1933年突破5亿人；1955年超过6亿人，1965年过7亿人，1970年过8亿人，1974年过9亿人，1982年突破10亿人；2005年超过13亿人。在缺乏工业及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到1978年时的工业产值也才占到1/3），人口的“马尔萨斯几何级数”式增长，日益加大土地压力。技术停滞及其带来的非常有限的土地生产率，只能逼迫人们不断扩大可耕地面积。

然而，由地形地貌和气候所决定的中国可耕地比例是世界上最少的国家之一。到上个世纪末时，这一比例仅为10%，而欧洲是25%，印度是50%；美国的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2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耕地扩张速度永远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速，在刚刚过去的一千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22倍，耕地面积最多扩大了4-5倍，因而人均GDP就只能徘徊不前。公元1年到1952年，中国人均GDP一直在448—600美元之间。不管世界其他地区达到几万美元，中国始终没能在此期间超过600美元。称其为“停滞的帝国”，真是恰当之致。二是，迫使中国人想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垦荒耕种，各种围湖、填海、毁林造田的本事用到极致，却造成了大规模环境破坏、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一个个山头被削平而裸露，江河湖海大大萎缩变浑。

可见，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好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所谓好的东西，当然是以满足人的需求或效用最大化为标准的，以人为判定主体。只不过，有着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一代人还是几代人的区别罢了。所以，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在过去两千年里用世界上最小的耕地，孕育了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人口群，这不能不说是好事。但代价是，陆地面积占全球22%的中国，森林只占不到7%，以及种种难以为继的环境成本。

如果上述农业时代中国经济产出的环境代价已令人注意，则今天处于工业化快速挤进阶段的环境成本就更是令人担心，从而成为今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尽管过去30年间无论是GDP总量还是相对增长都有着明显快速膨胀，但人们习以为常的官方统计意义上的GDP，只是一种笼统产出，并非都是“好产出”[2]。如果将那些给当代人或下代人带来负效用的“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与破坏等——归为“坏产出”，则真正给人们提供正效用满足的GDP只能是两者之差。因而，诸如温室气体排放量、山林江河湖海的破坏度，如果不变甚至变小，即使GDP增速不变，“好产出”的增长也在提速，公众福利水平也在提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各种全球范围内多边或双边环境控制规则制定与合作的意义所在。

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以减少污染与破坏为内容的环境管制或保护，往往伴随着更大的技术进步率和效率改善，从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际上，如果考虑了对环境成本的控制，亦即对“坏产出”增长的抑制，过往的真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都会高于官方公布的水平。以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