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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的金融 |
| 袁东 发表于 2009-7-3 8:13:00 |
| 经济学理论对于人们如何认识和参与经济行活动有着越来越普遍而深入的影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正确的。但，即便是错误的理论，只要在一定时空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传扬，也会极大地改变着经济世界。只有当这一世界出现危机甚至崩溃时，人们才回过头来反思某种经济学理论的偏差。
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仍然是当代主流经济理论。这一主流理论体系是建立在金融部门有效率，以及有效资本市场假设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就在其分析框架内忽略了金融部门与资本市场。这倒不是说，他们的论文和著作不涉及银行与资本市场，而是指，他们认为在企业与家庭需要融资服务时，银行与资本市场会自动有效地予以满足。从而，以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实质上是有关实物生产交换流转活动的理论。无论是繁荣还是危机和萧条，对其发生机制的分析也全都是从实体经济中寻找。
然而，每当遇到重大周期性调整的危机与衰退时，比如这次尚未结束的危机，都会引起人们对这一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质疑：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果真是有效率而不用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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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慢与偏见 |
| 袁东 发表于 2009-6-24 10:54:00 |
| 北京的香山，是个休闲锻炼的好地方。住北京二十年来，只有近几年的业余时间，登香山的次数才多了起来。但每次去香山，既有好的感觉，也有不好的感觉。途中看见那么多原本庞大辉煌精巧的寺院建筑群，无一不被八国联军焚毁，只剩下残坦断壁和荒草，一年四季在那里沉默而悲伤。我想，没有一个游客不会由此想起山下同样残不忍睹的园明圆。由青山绿树所引发的相当部分兴致，被一种心底的痛惜甚至愤怒所浇灭，多少也会引发一些深思。这种场景，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之地，也会遇到。
那些残坦断壁，使中国人想起自己历史上的屈辱，西方人的傲慢和野蛮。当然，也有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长期傲慢的原因。如果不是清王朝自负到以“天朝上邦”自居，对外部先进的文化思想理念、科学、发明和技术，没有了谦逊之心，缺少了对他人的倾听与学习，傲慢自大，滋生出过分的骄傲和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怠慢他人，从而画地为牢，闭关锁国，哪有后来的衰落和屈辱？
过去2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由自负走向了自我贬低和懦弱，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则走向了自大和傲慢。历经了对美洲和非洲殖民地的掠夺，对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瓜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前苏联的瓦解，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战争，西方的自大和傲慢走向了顶峰。他们将《旧约全书》中弥加书的教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逊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几乎忘得一干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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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建设和扩展公共空间 |
| 袁东 发表于 2009-6-12 9:36:00 |
| 袁东
人类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走得越来越远。但大自然每次重大变故，都彰显人类在亿万年古老大地面前的微不足道，都提醒每个人要常怀谦逊之心。正因如此，世界上所有古老宗教的经文里都明示要求谦逊。实际上，如同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玛丽.斯劳特在一本书中所讲：“谦逊是真正信仰的反映” [1]。没有了谦逊之心，其信仰和言行难免虚伪。
近日，某个地区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一起重大自然灾害事故，发言人首先用了很长一段篇幅，介绍大大小小各级政府官员的批示和行动，明显而颇多的溢美之词与重大人员伤亡的灾害事故很不协调。像我这样的绝大部分普通公众，最想首先了解的，是事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人员伤亡和抢救的最新情况，以及初步判定的灾害原因，而不是什么各级官员的批示。但我在收音机前等了差不多十分钟才听到我所最关心的信息。对这些信息的通报，比起对诸如官员重视、批示、当地政府对上级官员的奉承之情的通报，要简洁得多。迄今，我对此很是反感，并由此想到了如何创造和维护公共空间的问题。
中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到今天，有关公共空间建设和扩展的问题，已到了一个不忽视的地步，值得大家更加注重和思考。而在建设和扩展公共空间方面，除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改进外，还需要各方面尤其是公共权力掌控者要有谦逊之心，这一价值观事关基础的持久性。更要清楚的是，“谦逊是强者而非弱者的美德。发现自身的不足并且能以他人的眼光来审思自我，需要勇气与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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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宜设计和征收物业税 |
| 袁东 发表于 2009-6-5 13:26:00 |
| 发达国家现成的东西不一定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税收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不一定能解决政策设计者最想要解决的问题。当前和今后一段并不短的时期内，物业税就是如此。
物业税收作为一个税种，在发达家存在了较长时间。固名思义，物业税是针对纳税人的财产征税，主要是不动产性质的房地产。设置物业税，可能主要是调节人们之间房产占有和所有的差距情况，尤其是抑制过多占有房地产的情形，以此希望能够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控制房地产市场价格过快上涨，保障中低收入者能够购得起房产，从而达到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效果。
然而，即便是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上述经济与社会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实现。最实在的效果，倒是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在当今最发达的美国居住并拥有房产的人一定很知情，物业税制度与征收体系相当完备。但现在看来，物业税并没有像人们想得那样能够有效抑制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多年快速上涨，反而，照样形成了一个大得不能再大以至于最后崩破的泡沫。物业税同样没能控制住美国人超出自用居住而多处买房的大肆投机。否则，房屋空置率不至于那么高，房价不至上涨那么快，泡沫破裂后不至于房价持续大幅下滑，也不至于从去年以来到处见到房产的甩卖。恐怕美国过去几十年累计征收的物业税，也不抵这次为阻止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恶劣影响而拿出的财政资金的一个零头。即使从调节社会分配的角度观察，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中低收入者，富人阶层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回头看中国情况。当前主张设置并征收物业税的人，无非也是想减少一部分人拥有多套房产来抑制房价上升，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可以肯定的是，物业税在最发达国家的美国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中国就更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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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和消费哪个更重要 |
| 袁东 发表于 2009-5-24 11:49:00 |
|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两端，生产和消费都很重要。但要问哪个更重要时，不同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各异的。
对于以一门学科形式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亚当.斯密一般被尊为创始人。从斯密、李嘉图开始的所谓古典传统，到马歇尔起始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可说是一脉相承。这一主流传统的哲学基础，是从现实的人类整体中抽象出了“经济人”，并将其本质界定为“物质的和消费性的”，对交换的偏好被认为是其最突出的特征。
由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传承下来的主流经济学也就认为，消费是最重要的。在引入货币因素后，又将消费简化为可以数量化的消费需求。从而，无论是对经济危机的解释，还是对经济繁荣的分析，都是以消费需求为龙头的。消费需求不足，即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消费需求过剩，则是经济过热和短缺的根本原因。
由于消费需求又体现为一定量的货币流，主流经济学便将经济波动简化成货币量的过多或者过少。抚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处方，也就主要集中在调节货币流量上。不管是应对危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看似多么针锋相对的货币主义学派，其理论与政策实质没什么区别。因为，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最终还是以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为结果的。
“消费性的经济人”所需要的也就是物质性的商品和服务。这一需要，在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看来，是通过市场交换满足的。对此，斯密有关“狗和骨头”的说法很是经典。在谈到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时，斯密认为是有无对主动交换的偏好。“他举例说，没有任何人曾经看到两只狗在有意识地交换骨头。” [1]由此，主流经济学也就围绕着消费和市场交换，通过借助物理学那种机械的静态的均衡分析方法，建立起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理论体系。
即使是错误的理论，一旦成为主流，长时间广泛流传，也会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况且，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理论，还是符合各个时代那些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最发达国家的情况。斯密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在英国取代了荷兰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时写作出版的。当一国经济尤其是生产成为相对最发达的体系时，他们最为看重和需要的即为市场交换的扩展，以及消费的不断上升。否则，就会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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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股东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
| 袁东 发表于 2009-5-10 9:24:00 |
| 民族国家的诞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因为，国家规定和实施着产权安排、一整套法律制度、国防和社会安全保护，这都是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国家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以至成为了很多经济实体的股东。国家作为股东，有些是必要的，如那些有着显著外部性和非盈利性实体。但有些也不完全是必要和积极的，尤其是成为那些竞争性市场主体的股东时，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国家当然必须代表所有民众的利益。但国家并非虚幻，而是由实实在在的政府机构所掌控。正常而合理的关系，诚如美国里根总统在1981年就职演说中所宣扬的：“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非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如果将此关系颠倒，政府机构就会挟国家权威而肆意膨胀，国家利益就会被部门化，进而极易被政府机构的掌控者小团体化，以至个人化，国家的广泛而公正的代表性就会大大受损。此时，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股东，就会严重损害市场和经济的健康运行。
人们往往认为，国家作为股东很容易造成产权虚置。这话只对了一半。正确的一半是针对作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普通民众而言的，他们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通过“国家股东”表达和行使属于自己那一份股权的意志，因而是虚置的。不正确的那一半是，针对具体掌管这一“国家股东权利”的政府机构，尤其是这一机构的决策者而言，一点也不虚置，实在得很。既看得见，更摸得着，深受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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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货币与会计制度看危机形成中的政府因素 |
| 袁东 发表于 2009-5-8 8:36:00 |
| 经济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之前的虚假膨胀太大，既有总量的也有结构性的。当虚假膨胀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看似无关紧要的风吹草动，就会引发经济球体快速萎缩。危机的爆发，无非是以一种人们不情愿的强制方式将那些不可持续的虚假成份消除，尽管没有谁不想拼命抵制这种消除。
目前正在恶化的这场大规模经济危机，引发了针对市场的激烈批评和指责，认为这都是市场太过自由的结果。于是，就更加助长了对政府行为的期盼和纵容。认为只有加强政府的力量，才能尽早结束危机，并避免今后重蹈覆辙。这也给了各类国家和政体控制者更加雄心勃勃的扩张理由和机会。
其实，要辨别到底是市场还是政府的责任更大些，只需看看是谁更多地导致了那些虚假膨胀即可。
现代国家不仅继承和扩大了税收权力，还创新了货币制度，将货币发行权完全垄断。税收规模越大，货币发行越是没有障碍，政府就越容易扩张，参与经济领域就越是广泛和深入，对市场运行越具有主导地位。货币制度制定权保证了政府的税基，会计制度制定权确保了能够将一切虚假收益纳入政府收税范围。
已经形成的共识是，美国之所以成为这次危机的发源地，是因为其不受节制的贷款消费以及负储蓄。但这首先归于政府开支扩张而需要的税收加重，其次是人们不想降低生活水准。为此，就得动用已有的个人储蓄，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花光时，就只剩下借款消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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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控制和国债货币化 |
| 袁东 发表于 2009-4-24 8:51:00 |
| 尽管从欧洲情况看，有一段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相互斗争较量的阶段，但就整个人类迄今的历史观察，自国家产生起，集中性大规模强制力以至暴力的合法使用就被国家垄断了。正是这种对强制力的垄断，才使得国家成为产权安排的最终规定者和实施者，而产权安排对于经济运行是至关重要的。且不说，有着不同国体与政体的国家，对财产甚至人身有着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强制性产权安排。即便是市场经济时代，私人实体基于商业利益而内心自愿做出的产权交易，国家都可能给予干预和阻止[1]。所以，现代经济资源配置至少已经离不开国家、市场这两种机制。
问题是，国家可能被利益团体所控制。任何一个利益团体都不可能涵盖所有国民，民众无疑被划分在不同利益团体之中。市场时代既是一个合作也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有竞争，就有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控制国家的那些利益团体，自然可以借助垄断强制力谋求更多利益。这也是我们看到以下现象的原因：不管是在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为了获得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不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就是为了争夺和维护控制权而付出越来越惊人的成本耗费。如果说市场机制因其内在特性而有着周期性危机，从而有其特定的成本，对资源同样有着配置作用的国家机制，也并非没有成本，反而是成本从没停止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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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和长期 |
| 袁东 发表于 2009-4-16 10:49:00 |
| 对于个体而言，每天的诱惑和困惑一样多。在这个世界上保持克制和理性并不容易。昨天的事并不都令你满意，今天的机会也未必都被你识别和抓住，明天更非全是你的信心所在。个体的理性，及其叠加，肯定不等于集合体理性。所谓个体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所在集合体的成功。失败的集合体里一样有着成功的个体。
尽管经济学上向来有利他主义与利已主义的争论，但我始终认为，个体的理性在于其自身利益。从起点到终点，个体的存续期是短暂的，因而相对于集合体，个体的利益是短期体现。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那些大大小小的集合体全都有着更长的存续期。只是，作为集合体的一个民族、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肯定长于个体，其利益是长期而全局性的。然而，值得提醒的是，这些集合体控制者的利益与集合体的利益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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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充当定海神针----兼议国际储备货币 |
| 袁东 发表于 2009-4-3 8:34:00 |
| 当孙悟空拔掉定海神针充作武器时，整个海洋世界翻滚汹涌，动荡不宁。当贵金属支撑的货币制度被取消后，人类的经济世界同样进入了缺乏基准的高频率波动的“折腾”轨道。
当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衡最终被尚在恶化的大规模危机终止时，货币制度又一次聚集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期望各个国家的控制者，尤其是货币当局能够使出浑身解数，尽快将翻涌的经济海洋平静下来。但他们能否如人之愿呢？恐怕很难。
不管是“百年一遇”还是“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没有哪一次不是以货币信贷市场危机为起始的。如果货币信贷市场还能够正常运转，其它方面的波动再大，也不太可能酿成当前这种态势的经济危机。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判断一国还是全球经济形势，如若金融市场不稳定，经济风暴就很难避免。而判断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着眼点便是货币信贷市场。所以，货币问题已经成了现代经济的首要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生活探索中所发明的货币，是计值手段、交换媒介、价值储备、延期支付手段的统一体。作为这四个要素统一体的货币，如果没有上万年，也至少有几千年是被固定在了有着内在物质价值的贵金属尤其是金银上。悠久的历史证明，缺少其中一个要素，就已然不是真正的货币了，尽管你可以用各种强制力量迫使人们仍然称其为货币。
问题是，不是“实际货币”的“法定货币”，硬要充当“定海神针”，则不仅无法抚平经济起伏，反而成为了经济动荡的源头。早就有人在这次美国危机爆发之前断言：“如果美元仍是实际货币，那么当前美国经济就不会陷入如此严峻的困境之中。”尽管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货币问题仅仅是经济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而非根源，但“如果美元代表的仍是实际货币而非法定货币，那么当前的经济问题或许就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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