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一定是在民间

——兼评过去三十年全球范围内三次变革成功的关键

就人类走出丛林迄今为止的情况看，的确有着翻天覆地的能量，把居住的这个星球倒腾得每天都有所变化。尽管，至于这种能量将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何种辉煌，恐怕没有谁会知道；但是，从自身历史中以可明了并完全能够肯定的是，在人类社会有了公共与私人部门，或者政府与民间的组织格局后，这种能量主要来源于民间或私人部门。不用考察更久远的历史，仅就过往三十来年的情况讲，这一点就非常突出。

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过去三十年间步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通道。尤其是，以集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最为醒目。随便你到中国的哪个地方，都会看到高高耸立的工程施工吊车。说中国目前集中了全世界正在运营吊车数量的一半，不会有人认为这是夸张。重要的是，更没有谁会将这一繁忙场景混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处可见的全民手工大炼钢铁景象。因为两者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后者是在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后，由政府从上到下无孔不入组织的结果；而如今，相当一部分建筑、生产和经营活动，是由非政府实体基于盈利性商业原则自发自主开展的。所以，那种大炼钢铁的“大跃进”，不仅没能将民众带上逐步富裕的轨道，反而使国民经济“跃进”了谷底，更不可能有什么持续性。

今天看到的持续增长及其效果，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延续至今的这一政策，其核心是将经济权利由政府返还给民间，认可、鼓励并引导人们的私利观，使民众能够基于其利益需要自主而行。无论是乡村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陏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无一不是将民间力量从政府完全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行为。正因如此，才使个体以及基于利益而自愿结合的集合体，在国门洞开的过程中，不断寻求外在良好榜样，对比之下，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也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商业利益的释放与驱动，极大地激发了各层民众开展广泛合作和创造创新的热情。

就在中国开始施行还经济权利于民间政策的第二年，深受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撒切尔夫人执掌了英国政坛，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非国有化运动”的政策，坚定不移地放松管制，将政府力量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并促使自由贸易重新成为各国经济交往的主基调。正是这一系列重新确立以民间力量作为主导的“撒切尔主义”政策措施，才使英国率先摆脱了整个70年代受两次石油危机冲击而深深困扰着西方国家的“滞胀”状态。

撒切尔夫人的一连串重拳，直接影响了紧随其后而于1980年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的执政思路。里根政府上台伊始，便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思路，大幅度降低税收和政府开支，减少国有国营事业，在经济领域里将政府规模与影响缩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正是其以一贯之的以“大社会小政府”为主旨的改革推动，才使美国继英国之后走出了70年代的“滞胀”，并使里根执政期间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没有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和平时期。

某种程度上讲，里根执政时的美国道路是“撒切尔主义”的美国版。除此之外，“撒切尔主义”也同样有力地影响了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使西方世界普遍重新走上了经济自由和繁荣之路。正因如此，才有评论家总结道：“撒切尔主义给古老的西方国家带来了青春的血液，让他们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找回了昔日的活力。”[1]

回望过去30年，不仅仅是中国在变革，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变革取得了成功。西方世界也在变革，其变革同样带来了经济增长与繁荣。令人感兴趣的是，不管最初是基于务实的发展观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反正十分巧合的是，作为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主要发达国家的英国与美国，相继在1978年、1979年和1980年开始了各自现在看来都是较为成功的变革，而且变革的核心都是经济自由化——政府将经济权利还于民间。只不过，变革开始前的发展水平有所不同罢了。

其实，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因为有着同样的动力源——危机。1978年前的中国，不管是冠以何种名义——比如“大跃进”、“大革命”——的变革，也不管最初的愿望是多么美好，但由于是关起门来而没有良好参照的无自知之明的变革，所以，无一不是拿民众与国家作试验对象的随意“瞎折腾”。结果便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社会运行无法再按原有路径持续下去，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凸现。正是这种几乎耗尽所有资源与希望的危机，才使中国从1978年开始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开放环境中的改革。

而1980年前的西方世界，正处于“二战”之后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而导致的“大政府小社会”无法持续下去的境地。特别是，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更使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跌入前所未有的“滞胀”泥潭。如果不是这种令广大民众难以忍受的危机，恐怕也不会有1979年起始的完全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撒切尔主义变革”。

既然推动中西方走向具有同样主旨内涵的转型与变革的动力都是源自危机，那么，危机的原因也应该基本上是雷同的。现实印证了这种逻辑。形成中西方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社会”式的思路、政策与具体措施——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地大包大揽，政府占据了经济领域的几乎所有地盘，民间自发力量被挤到了历史上所少有的狭小之处。中国受原苏联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影响，走向了消除一切私有经济的极端，将整个社会经济变成了一个由政府直接指挥组织的大工厂，甚至是一架基于行政手段操作的机器。而西方世界，则是自“大萧条”及随后的“二战”期间，受凯恩斯主义影响，政府有形之手深入经济领域的程度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所没有的，国有化运动以及种种管制干预手段的运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美国的《1946年就业法》，更是明确地首次以法律形式赋予了联邦政府运用其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干预经济的权力。自此，各类以政府力量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机构和企业不断出现，私人部门的经济力量在各种管制与政府机构竞争中不断得以削减，终于使整个经济体系逐步失去了灵动性与活力。一旦受到类似石油价格上涨这样的外在冲击，“滞胀”便是其惟一的归宿。

由此可见，过去30年里，无论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还是西方以至全球经济的繁荣，根本原因在于起自1970年代末的开放与变革打破了“大政府小社会”态势，政府大规模退出经济领域，还经济权利于民间。亦即，经济趋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结果。

在全球经济出现动荡调整的当今，如果人们希望尽快走出调整状态，并希望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继续保持过去三十年的良好增长势头，就不能忽视这30年的重要经验：力量一定是在民间！

然而，眼下令人担心的是，无论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动态，都出现了政府力量挤压民间力量的趋势：新一轮“国有化运动”已悄然起步，经济资源与权利正在向政府集中，民间经济的主动性与活力开始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已经跨出门槛。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再来重温1978—1980年中国、英国、美国相继走上变革之路的背景、变革的核心内涵以及变革的效果，又有谁能否认这其中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