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传统身份制社会的典型体现

——兼议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在非自然世界里，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恐怕没有谁会奢望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得完全合理。问题是，当不合理现象长时间发生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上，并且程度相当突出时，就会超出人们的容忍度，社会迟早会通过特定方式予以纠正。只是，纠正的方式不一定都是令人愉快的。如果想避免过于不愉快的结果，其他相对优越的社会群体却不想做出应有让步，更广泛的社会政策也只局限于“小打小闹”，或者只停留在口头的同情表达，或者施以小恩小惠的弥补，老是存有拖延迟缓的侥幸心理，而不是在社会利益格局上做出顺应历史趋势的根本性主动调整，则只能使不合理越发显得突出和严重，到头来，纠正的被动性及其导致的社会整体代价更大。

中国近60年的城乡分割，特别是城市对农民的持续排斥，市民身份的自我封闭，已经人为刻意地凸现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受到不合理对待的最大群体：只能在城市做工而不能获得市民身份的中国农民工。估计这一群体有1.5亿人。如果将其被迫长年分别在乡村老家的配偶孩子父母算上，按在哪儿工作就可以在哪儿全家定居的自由选择原则，被城市排斥而明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体规模不会低于3.75亿人（按一个进城工作的农民工平均带有1.5人计算）。

对这3.75亿人的不公正，有着太多的体现了：他们凭什么就得长年累月地忍耐夫妇两地分居？同自己的孩子和父母一年内只有十来天的共处时间？就是为了这十来天的相聚，还得无奈地只能在春节前后忍受拥挤辛苦而加入到全球最大规模的集中返乡潮流中？凭什么拿到的薪酬低于自己的边际劳动产出，甚至还不一定及时足额拿到？为城市做出贡献，却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又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证明这是合理的？要是继续列举下去，想信你观察到的不会比我少。

当然，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不合理，并在采取措施加以缓解。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政策不是整体和根本性的解决措施，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甚至，有些政策非但不是缓解问题，反而是在突出并加重问题。比如，春节前后，在中国大中城市的火车站，几乎都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临时标示牌“农民工购票区”。在这一区域里，挤满了扛包提箱的黑压压人群。这一显得非常刺眼的场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会充斥着中国的电视、网络、大小报纸等媒体。当然，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想信，这是有关部门与机构为方便农民工购票乘车而特意设立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或许也会有一些帮助。

但这一措施是传统体制下身份制社会的典型体现，并加重了人们对三六九等特定身份的认定，不仅不是对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身份制社会的消解，反而是一种巩固和深化。从第一次到火车站购票乘车，我们就知道了诸如“军人窗口”、“学生窗口”、“记者窗口”、“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窗口”等按身份划定的购票区域。现在，又加上了“农民工窗口”。如果原来的购票窗口划分，所依据的身份特征都是有着特殊荣耀或权利，完全是城市中有着特殊职业的身份，去特意划定的窗口购票会引起普通人羡慕的眼神，购票者自己也有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优越感；那么，现如今的“农民工窗口”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嗞味了。同属于仅仅按城市身份横向划定的购票窗口相比，“农民工窗口”则是一种纵向等级身份划定。因为，城乡居民的不同身份意味着太多太大的权益差别，体现着以上列举出来以及还没有列举出来的种种不合理不公正。所以，去“农民工窗口”购票绝不会引来其他人的羡慕眼神，购票者更不会有身份优越感。

如此以来，这种窗口设置所产生的那一点点并不能确定的方便，一定被人为凸现的“弱势身份”感的负效用所淹没了。它除了处处提醒农民工的非城市身份，以及仍然背负着“农民”、“乡村”、“贫穷”、“背井离乡”、“都市游魂”、“被歧视”的巨大包袱外，在我看来，没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拿钱购票乘车这一点上，无论是谁，都是平等的，是没有任何差别的，除非你不掏钱就可乘车。既然如此，何必按身份设立不同的窗口呢？且不说，各类身份窗口都得配置车站资源（售票员、占有一定面积），而不同窗口的购票流量却相差较大，平均算下来，只能是降低了车站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购票者的成本消耗。

我在此列举的这一现象，不仅仅是想说明同情是有限度的，帮助应该是讲求方式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的同情都是别人所需要的，也不是所表现出的同情心越强烈，就对别人越有帮助，特别是在对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表示同情心时，就更应该加以注意。除此之外，我更想借此说明的是，在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迄今并没有跳出“身份制社会”的传统体制束缚，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滞后的，升级更是极其有限的。

就拿“农民工”这一称谓与词语而言，就隽刻着深深的传统身份制烙印。哪怕你是在10年前就脱离了乡村农地，而在城市里从事现代工业生产活动，已经成为“工人”，但只要你没有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你就还是“农民工”。更多情况下，“农民工”者，亦工亦农人士也。城市需要你在城里工作时，你才有机会，但是，只为城市工作，却不允许你占用城市资源，因为城市不提供给你住宅、社会保障，养老还得回到农村老家去。

发达工业化社会的经验显示，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最大社会结构变迁就是城市化，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城市化，成为市民。人家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工业化所赖以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与壮大，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社会发展成果就是，打破并消解了传统“身份制社会”，推动人类历史由“身份制社会”步入了“交换社会”或“公民社会”——普遍的权利平等与自由。相比之下，中国在经历了30年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后，已经步入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阶段，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但大量农民工的存在毫无疑问地说明，城市化严重滞后，大量农民在被工业化的同时，却被排斥在城市化的大门之外。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的过程中，社会转型严重滞后，几乎所有人口及其经济生活在被卷入已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市场交换经济的今天，公共权利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却仍然依据传统身份制框架，身份制仍主导着社会运行，公民社会的建设与目标被排挤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视野之外。这就是问题及其症结所在。

这显然是有违于人类历史经验的，逻辑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问题是刚刚产生，或者尚不严重，或者还没有足够力量予以解决，也许还不会令人变得更加不安。但是，如果问题已经长时间存在并变得日益严重，已经具备足够力量来解决问题，却迟迟见不到切实有力的决心和措施，那才是令人难以容忍与不安的。中国目前的情况，就属于后者。

因此，如何在思想认识与公共政策选择上，因应现实所需，做出根本性巨大调整，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支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保持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性，已经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当前最为急迫的是，应当尽快解决本应早就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的3亿多农村人口真正被城市化的历史欠帐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城市化推进的整体部署，将公共权力在城乡居民中予以公平分配，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是在社会体制建设上，着力将向体现普遍权力平等的公民社会转型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可见，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相应水平的经济发展，更不意味着应有的社会发展，增长与发展是两码事。因为，增长只是一个量的概念，发展则是一个结构改进与优化的问题。只有增长没有发展，不会带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只有发展，才是对整个世界的切实贡献。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经济持续增长30年，就应该进入发展期，否则，就会失去更多的历史机遇。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来应有的发展，但发展的滞后却会中止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当今的中国正处于这一关键时刻。是主动利用3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成果，以推动经济与社会步入发展期？还是一味沉浸于30年经济增长业绩，并以此为依据美化诸如城乡分割、身份制社会等传统体制，向旧体制回归，延缓甚至拒绝进一步改革？恐怕已到了抉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