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结构调整危机与中国对策

如果北京刮起沙尘爆，即使三月的柳绿桃红，也无法阻挡能见度的下降。在浮尘弥漫的昏黄中，最容易想到的是：我们是谁？在什么地方？要往哪里去？这不仅是微观主体，恐怕也是宏观集合体，时常要自问并努力寻求答案的三个问题。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的理性分析和探索中，才可能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至于在历史变迁中落伍，甚或有可能成为领先者。相比未来的不确定，过往历史则是一种客观实在。要想正确评价自己，更好地把握现在，不断明确前进的方向，无不取决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认知。正因如此，作为主要基于历史的经验性科学，经济学的话语权才越来越高亢。

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也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赋闲在家者，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从昨日于办公室、超市和餐桌上对大把大把赚钱的资产市场的交谈兴奋中走出来，就再一次迅速陷入了全球性经济下滑的不安和恐慌里。如果连时尚杂志都连篇累牍地宣扬家庭主妇都可轻易从股票与期货市场上赚钱时，就离人们为财富大幅度缩水哭泣不远了。经济发展史好像难以跳出以下魔咒：繁荣创造萧条；而萧条，要么孕育繁荣，要么导致灭亡。

眼下，人们正处于从忘乎所以的兴奋向煎熬难耐的痛苦转变中。在经历了几年的空前繁荣后，由美国次贷危机作为导火索，股票市场连续大幅下跌，跨国大型金融机构不断大量计提资产损失准备，收益创出新低并出现巨额亏损，资本金损失严重，有的已经破产，有的处于破产边缘。在震惊于每天都在变化的经济与金融恐慌中，人们目睹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持续贬值，黄金与石油价格飞速上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再次成为了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其实，回望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半世纪，眼前的经济动荡转折实在算不上稀奇。全球经济呈周期性上升与下降交替轮换的特征，早就吸引了大量经济学家的兴趣和精力，各种商业周期理论充斥着经济学典籍。一般地，观察的时间区间越长，得出的解释越有说服力，给人们的启发也就越多。以那位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创始人之一、英年就屈死于斯大林时代的康德拉季耶夫命名的周期（被称为“经济长波”），是用来观察经济演变的一种有效分析方法。

就经济领先国家看，可以将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历史划分为以下五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次是以水力为主的机械化时代，其中1780-1815年为上升（繁荣）期，1815-1848年为下降（调整危机）期；第二次是以蒸汽动力为主的工业与运输机械化时代，其中1848-1873年为上升（繁荣）期，1873-1895年为下降（调整危机）期；第三次是以电力为主的电气化时代，其中1895-1918年为上升（繁荣）期，1918-1940年为下降（调整危机）期；第四次是以石油与汽车为主的动力化机动化时代，其中1941-1973年为上升（繁荣）期，自1973年开始进入下降（调整危机）期；第五次是以集成电路（芯片）、微电子、计算机为主的信息通讯化时代[1]。令我们今天感兴趣的是以下两点：

一是，每当出现新型技术创新及其广泛扩散后，就会产生空前的宏观经济效应，在使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对财富生产经营的旧有组织方式与管理模式，进而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发出强大冲击，在新旧两种体制与模式完成交替之前，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长达数十年的“结构性调整危机”。这种调整危机的体现，首先是金融失序与混乱，其次是以高失业率为典型体现的经济衰退和萧条，相伴的多是政治冲突与战争。直到适合新型技术系统的体制、管理模式与文化规范取得支配地位后，调整性危机才成为历史，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促动着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繁荣。尽管不断有痛苦的结构调整性危机，但过去200多年的全球人均收入还是增长了10倍，速度最快的美国增长了19倍。可见，繁荣创造萧条、萧条孕育更大的繁荣是迄今为止工业化时代的常态，全球经济尤其是领先者的财富在这种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中呈现出大幅度螺旋式增长。

二是，受到第一次石油冲击后，第四次康氏周期自1973年进入的下降调整危机时期，到目前有没有终止？所谓第五次以计算机网络为主的信息通讯化是否已取得了支配地位，从而使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繁荣时代？这两个问题实则是一个问题：是否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康氏周期？从目前情况看，似乎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尽管计算机技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90年代开始大范围扩散，并显示出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功能，但以石油和煤碳为核心投入的电力仍是计算机技术得以运用的基础，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仍然是第四次康氏周期的动力化机动化。如果没有了电力，一切将陷于瘫痪，都市将变为一座座死城。在人类仍然没有摆脱石油煤碳的今天，石油的稀缺性及其价格波动就主宰着经济增长的轨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就仍然没有走出1940年代开始的周期。相比于第一次石油冲击时11.65美元的油价，目前的水平已几近那时的10倍。除非油价大幅度回落，或者新型信息技术系统彻底取得主宰人类生活的支配地位，否则，间隔越来越短的危机调整就一直缠绕着人们的心绪，那种令很多人痛苦的金融动荡就不会消停。

在这一尚未走出的下降调整危机通道的“沙尘爆”中，昏黄迷茫，难以辨清方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回答好本文开篇的三个问题尤为重要。

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正在全面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增长较快，但顶多处于中等工业化阶段。上述第三、四次康氏周期里那种电气化、动力化、机动化，仍是我们大力发展而尚未达到成熟的产业；煤、石油、钢铁都是我们需求极大的核心投入品，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仍是瓶颈。新型技术落后，传统技术、传统产业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方式仍然是经济生活的主体，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和境况。要往哪里去？当然是首先要推动工业化的全面完成，并争取在全球新型创新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赶上甚至超过已有的领先者。

为此，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不同于领先者的经济运行轨迹和周期。从短期看，在资产市场、经济增长波动、组织与管理模式、社会与文化规范等方面，如果完全跟随发达国家的周期走，绝不是明智之举，因为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任务不同。这意味着，在充分发挥后发比较优势，以夯实传统工业基础的同时，必须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力争在新型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在公共政策选择上，应防止发达国家的衰退动荡过于影响甚至复制到本土来；某种程度上，至少在资产市场调整周期上，中国还真得要同发达国家“脱钩”才可以；在防止过分泡沫的同时，不能先验地认为美欧市场进行调整，国内市场就一定得作相同方向同等幅度的调整。

因此，对中国来说，对发达国家危机调整的恐慌尽管难免，但绝非世界末日。发达国家的危机绝不是我们的危机，非但不应该过于不安，反而应当视作可能的机会。能否将领先者的悲观转化为后起追赶者的乐观，关键在于如何保持国内市场和经济的平稳。对此，政府的认识、指导思想与公共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写于2008年3月22日，以《千万别被他人的调整周期绊了脚》为题发表于2008年4月2日《上海证券报》专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