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边际

——兼议制度改革与创新在工业化阶段性递进中的意义

市场、机会与价值，只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相对于空间的多元性，时间只能是一元的。尽管古代的亚洲与希腊有着“往复循环”的时间观念，及其具体的量度方式，但是，正如相同的春天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时间更像一个飞逝的箭头，只是一种单向滑行，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时间之矢”的轨道上，作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箭头的我们每个个体，总会停止飞行而落到地上，是谁也逃脱不掉的，只是飞行速度与距离有所不同罢了。所以，亚当才对夏娃说：“亲爱的，我们生活在过渡时代”。正因没有哪个时代不是过渡的，转型与变化才是永恒的，也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人们可以用空间换取时间，也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但那也只是就单向性的未来可能而言的，更是一种增量变化的涵义。

正因如此，对经济分析来讲，存量固然不可忽视，但作为增量变动的“边际”更加重要。尤其是在时间序列上，不管规模多么庞大的经济体，其最新价值只能是由边际净收益所决定。在大企业就业的人恐怕对此感受最深，无论你怎么看不起那些刚刚起步的竞争者，也无论他们的规模是多么得小，只要其边际增长超过大企业，他们的收入就比你多。而收入的多少，对于以工作为谋生手段的人来说，是最现实也最重要的。所以，不管由哪代人中的哪个人排名的经济学殿堂，在19世纪发起了“边际革命”的门格尔、杰文斯与瓦尔拉斯，都是其中具有里程牌式的重量级人物。正是这三位经济学家从现实中观察到增量变化的价值决定意义，将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分析，才使以微积分为主的数学工具得以在经济学中被广泛运用，增强了经济分析的精确严密性。

但是，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更多地集中于微观领域。其实，就宏观经济与社会变迁看，边际概念同样是最重要的。人们是否短视，是就两个方向而言的：过去与未来。能否更透彻地预期未来，看得更长远些，取决于对多长的过去历史区间予以认识与分析。越是对更久远的过去有着正确的认识，就越是能够预期更长远的未来，从而，也就越是更有效地把握现在，做出更理性的行为选择。当然，“经济学不能预测未来，它旨在帮助我们理解过去。重要的是，理解过去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在与未来。”[1]

就人类经济生活的增量变化观察，最突出的莫过于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从18世纪70年代起加速增长，摆脱了长达上千年的长期徘徊时代，进入了工业化推进时代。呈明显阶段性发展的工业化，每次的阶段性转变都是由边际意义上的突破引发的。如果将18世纪以英国新型棉纺织技术发明和创新为起始力量，以水力和铁为核心投入，以运河与公路为基础设施的棉花、铁和水力时代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那么，自19世纪20年代起以煤和铁为核心投入的铁路、蒸汽动力和机械化时代则可被视为第二阶段，19世纪80年代起以电力技术被广泛运用并以钢为核心投入的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则是第三阶段，20世纪尤其是“大萧条”后以石油为核心投入品的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就是第四阶段，20世纪下半叶以万能芯片为核心投入品、计算机广泛运用的信息通讯技术时代应该是迄今尚未结束的第五个阶段。上述工业化的五个阶段，是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卢桑在他们合著的《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的界定。在我看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而又恰当合理的。

从中可以看出，新型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是引起有别于旧工业的新工业兴起的最根本力量。每一新阶段，都会引起组织、管理以及制度、社会框架、包含企业家精神在内的文化的创新和转型。当然，特定的制度与社会框架，也恰恰是制约和激励重大经济技术变革的前提条件。

在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上述工业化五个阶段的演化转变历程中，全球经济的领先、赶超与落后的相对变动。这一相对变动最典型地体现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工业化转变中，从中也能体味到对当前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有意义的启发。因为，这一阶段变换，恰恰是原先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美国和德国，赶上并最终超越了英国的时期。

英国在工业化的第一、二阶段无可否认地占有领先地位。即使在向以电力与钢铁技术为标志的第三阶段转化时，英国在相对于新兴工业的诸如棉纺、煤、生铁、水力等传统工业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体系，以及当时最高的效率。这些都是美国和德国所难以比拟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在作为“存量”的传统工业领域下最大工夫来同英国竞争，相反，他们集中力量在作为“增量”的电力与钢铁等新兴工业技术和生产上持续投资，迅速培育起最强的竞争力。终于在新兴工业的牵引下，创造出了超过英国的“边际增长”。而正是这一最高边际增长，如同微观经济领域的竞争，最终使美国作为一个综合民族经济体，在19世纪末率先超过了英国。随后的德国，也是借助创造了高于英国的边际竞争力，在20世纪初又将英国抛在身后。

这说明，无论是个体，还是作为国家的经济体，相对于无限的一元时间维度，都是“生活在过渡时代”。无论某种状态的领先抑或是落后态势持续多长时间，都会最终得以变换。经济与社会的赶超是完全可能的，但不是自动的。问题是，什么对改变落后甚至超越领先者是最重要的？恐怕从以下问题的解答中可能会找到启发：为什么先是美国后是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越了英国？

根据众多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答案可以高度概括为一点：是社会政治选择及更广泛制度的堕性，使英国落后了；也正是社会政治选择及更广泛制度的创新，才使美国和德国超越了英国。教育制度和金融制度的适应性，可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

在19世纪70至90年代，美国和德国就建立起了为新兴工业提供符合要求的工程技术与职业管理人才的教育体系，不仅使普通的中低技能岗位人员得到系统教育与培训，而且其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更为电气、钢铁、化学工业等新兴领域提供了大量专业工程师、化学家及管理者。针对电气化与重工业需要巨额投资的情形，美国与德国的金融业迅速调整业务结构，建立起了新型的金融制度，促进并保障金融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更多的国民产出用于投资。在社会政治选择上，尤其是美国，建立起了广泛的民主机制，以确保竞争、经济技术创新和工业投资的可持续性。而当时的英国，无论是在教育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却仍然沉浸于满足传统工业需求的堕性状态。特别是其金融制度，在一味沉迷于伦敦金融城巨大影响力和全球金融中心的氛围中，停滞不前，致使当时主导英国经济政策的，是“金融资本”与“海外证券投资”，而非制造业部门[2]。由此可见，持续不断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才是创造更高边际增长的关键所在。

反观当前中国的情况，你会发现，上述五个阶段的工业化都存在着。大规模且持续增长的煤、电力、钢铁、石油都是核心投入，公路、铁路以及汽车、火车、轮船等运力还不时出现瓶颈。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移动电话和网络市场。无可否认，如何拉近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一样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当长期落后的中国在终于有了机会大规模推进工业化进展时，却面临着传统工业欠帐太多而需要全面铺开、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标志的新兴工业日新月异的局面。但就目标与面临的形势而言，同19世纪落后于英国的美国和德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所区别的，恐怕在于我们能否认识到在“边际”意义上，围绕激励新兴工业技术发明与创新，在社会政治选择、更广泛的制度改革和建设上能够保持持续性。

为此，我们的教育与金融制度同样是突出的。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既能够为新兴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又能够对大量从乡村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进行系统教育与培训，满足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中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应该是教育制度不断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传统工业的跟进与新兴工业的突破，都意味着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需要持续的巨额投资，高储蓄高投资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为此，中国的金融制度必须适应这一要求，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建设，还是金融业务的调整，抑或金融监管，都应促进储蓄有效地转为投资，为主要依靠国内资本的投资可持续性增长服务。否则，金融制度就是落后的，就要对阻碍中国工业化推进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写于2008年3月9日，以《持久增长力量来自持续制度创新》为题发表于2008年3月19日《上海证券报》专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