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基础，就脱不掉

—兼议没有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没有持续健康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新，只能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只有从旧中不断衍生出来的新，才是具有稳固根基而充满生命力的。不管什么时候，旧总是新的基础。是基础，就不可能摆脱得掉。否则，总会有令人痛苦的破坏性危机发生，使基础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付出更大的代价予以夯实。

正在快速推进的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新”。当然，是相对原有传统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旧”来讲的。但是，近几年出现的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人太容易见新忘旧，甚至喜新厌旧。这固然可以说明我们的适应能力太强，然而，缺乏浓厚基础的盲目适应，犹如风浪中的浮萍，难以参天叶茂。我这么说，绝不意味着城镇的人们，还得放下手中的计算机与书本，重新拿起铁锨锄头，再来一次“上山下乡”。无论如何，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个星球上迄今为止最应该追求的文明。我只是想说，为了这一文明进程更加健康与持续，就必须重视农业和乡村建设。至于原因，我想先从列举以下两个典型的因人们“忘旧”而导致的麻烦现象开始分析。

这其一，是当前中国以至全世界正在再一次陷入被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通货膨胀及其强烈预期所致成的困境中。已经刷新了过去11年来单月增长幅度最高纪录的中国CPI，不仅在蚕食着个人和家庭通过各种途径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尚不算丰裕的财富，也在加据着财富流动的不公正——这一不公正并非是由人们的天赋、知识积累、能力与机会等因素所引起的有利于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正常合理差距。十分醒目的是，在这一轮还在加重的通胀中，从初始到现在的最大推动力量是禽肉蛋油、粮食等食品价格的“异军突起”。仅仅是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食品价格就上涨了12.3%，其中，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上升了31.7%，油脂价格上升了26.7%，都远高于全年4.8%的CPI增幅。今年1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8.2%，其中，粮食价格上涨5.7%，油脂价格上涨37.1%，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1.2%，猪肉价格上涨58.8%。正是在这一力量持之以恒的推动下，中国CPI增幅不断创出阶段性新高，以至于日益强烈地影响到了工业、服务业、出口贸易、政府经济政策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各个方面。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并没有产生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讲的引起供给应有增加的效果。相反，作为这次通胀领跑者的猪肉价格，在过去两年里，几乎翻了两倍，但其产量在2007年却减少了9.2%；也没有出现起初那些乐观者所声称的猪肉价格上涨会带来养猪农户收入的增加。到现实的乡村走一趟就可明了，养猪农户每出栏一头125公斤左右的生猪，2007年平均能赚500元，相当于多少个麦当劳店中的汉堡包，想必城里人都晓得；若扣除增加的养猪成本，2007年的养猪收入并没有比2006年有任何增长[1]。

在我们这个仍然有着强烈政府主导色彩的经济社会里，那些掌控着经济资源和财富调配权的各级政府，在过去几年里过多地沉浸在伴随农地不断变成中高档住宅写字楼与车水马龙街道的城市扩张与崛起，所发生的空前炒作的一时热闹浮躁中，特别是踌躇满志于越来越巨额的土地收入以及高档餐桌上的丰盛佳肴时，可能以为中国人已经不在乎“吃穿”这种低级需求了，“吃穿”也将永远不会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了。因而，我们到处感受到很多地方在“住行玩”上下功夫的豪迈。然而，当“吃穿”尤其是食品价格再次以百分之几十的涨幅出现时，才提醒了梦中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公权力的掌控者：食品在中国人的所有消费里竟然还是主体！不再被经济学者忽视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例）高达40%，是发达国家的4倍多。这才使“住行玩”的焦躁气氛稍稍平缓些。

这其二，是农民工的问题。这问题，在我看来，以下两点体现是突出的：进城打工收入低于其边际劳动产出；被迫无柰地背井离乡、家人常年分离，以及春节前后集中流动的交通拥挤。

为什么会有以上两种现象？长期忽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与乡村建设的结果！2007年，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增长了3.7%，远低于第二产业13.4%、第三产业11.4%以及GDP11.4%的增长水平。这种忽视，轻则，会以上述通胀和农民工的问题向社会各界做出提示，产生压力；重则，将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倒退。所以，脱离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乡村建设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没有根基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才导致了非常低水平的乡村劳动力产出与收入。如果将这一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称为乡村劳动力的“保留工资”，那么，只要进城打工的收入高于这一保留工资，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离开土地而涌入城市。所以，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不仅压低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收入水平，也使城市有条件支付低于农民工边际劳动产出的薪酬，从而成为榨取其剩余的元凶。

问题是，即使低于边际劳动产出的收入水平，也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时，人们对农业就更加忽视，对农业的劳动及其它投入就会进一步减少。长此以往，又反过来加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下降。当这一恶性循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了包括猪肉、粮食等在内的农业产出绝对水平的下降，或者同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较的相对产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如此，不出现我们正在经历的食品价格持续超大幅上涨才怪呢。

也正是由于对乡村建设的忽视，特别是伴随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的日渐陨落，高于乡村劳动力保留工资水平的机会被统统集中到东部沿海大中城市。乡村财力的贫乏以及国家财政支持的缺席，小城镇建设几乎在大部分地区成为纸上谈兵。那种“离土不离乡”的机会变得异常稀缺。于是乎，对绝大多数贫穷的乡村劳动力来说，谋生与养家糊口以至追求美好生活的几乎唯一出路，就是既“离土”也“离乡”了。超过1亿多的乡村劳动力背井离乡涌到大中城市打工，又因家不能安在城里并融入城市，就只得在自古以来天定的“回家团圆”的春节前集中返乡，春节后集中回城务工。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集中迁徒，就是如此形成的。

难道就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不可持续的状况吗？当然有！也必须改变！否则，全体民众福利都得下降，势头正盛的经济增长就会掉头。什么办法？最根本的，是下大力气尽快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补帐性地稳固与夯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发展基础的农业和乡村建设。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最根本途径是加大投入。这包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前者指的是土地、货币资本；后者包括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在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必须加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意味着未来还将有大量乡村劳动力和土地转入非农领域。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当今的中国缺乏欧洲开始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时那种以“发现新大陆”为契机的，伴随殖民地迅速扩展、本土劳动力大量移民海外，而使本土人均农地不会大幅减少的优势。相比那些先行者，后起的我们，约束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可行的建议就应该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在农业自身资本积累力量还很弱小，以及历史欠帐较多的情况下，必须大幅度提高各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货币资本投入。以此为主体力量，支撑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推广普及、乡村劳动力教育与培训、农用生产资料供给体系以及更广泛农业服务机制的建设与不断增强。

二是，认真总结上世纪80年代兴起而后来衰微的乡镇企业变迁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在政府能够支持的一切领域，采取切实措施恢复并推动乡村企业的发展。以此增强乡村建设的自我积累能力，推动小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增加“离土不离乡”机会的同时，减轻人们背井离乡以及对大中城市和交通的压力，从而有助于增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的协调性。

三是，通过健全立法并严格执法，以及增强对公权监督机制建设等措施，切断各级政府同土地收益的不合理联系机制，切实提高大中城市土地的集约化利用程度，扼止对农村土地低成本低效率粗放扩张占用的各类行为，真正保护并确保最低限度农业用土地的规模，停止农地大规模快速缩减及其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