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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观还是乐观：马尔萨斯悖论及其消解 |
| 袁东 发表于 2012-5-13 9:10:00 |
| 能够在思想史上产生影响的著作，并不一定是处心积虑的结果。一时冲动，也未必出不了意义深远的名篇。
这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典型例证，是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解释说，第一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仅利用了在乡村所能接触到的少有的资料。”但200多年来，这本著作一直有着重大影响，争论也没断。
过于处心积虑，反而可能有损思想的原创性，及其表达效果。同样是《人口原理》，首版区区5万字，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像凯恩斯评价的，这本小书“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 。
后来，马尔萨斯对该书，处心积虑地一再修订扩充，到第五版时，已是长达25万字的三卷本了。然而，“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也不见了初次写作时的“天赋和高涨热情”，给人的印象是“冗长和毫无意义的重复”。
说到马尔萨斯，他一生中写了两部重要著作，除了32岁时发表的《人口原理》，还有54岁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前者，强调了人类生存能力的增长赶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供应不足”或者“需要过剩”是他最担心的。后者，创立了“有效需求”概念，强调了有效需求激发总是跟不上供给能力的扩张，“供应过剩”或者“有效需求不足”是他最担心的。即使都有可能不足，他也认为“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于生产能力的不足。”他总是抨击储蓄过度，非生产性消费的份额得不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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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对外汇率的波动：过去和将来 |
| 袁东 发表于 2012-5-6 11:20:00 |
| 如果你认可现代货币本位界于市场与国家之间，你就不会否认，汇率水平及其变动，是由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共同决定的，至少，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单独决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哪种当代货币，已不是由国家权力作后盾的“法偿”纸币了。这一视角，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有效构建货币交易策略。
自从2003年美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来，过去十年里，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由8.28元左右上升到现在的6.28元左右。即使2005年美国国会舒默-格雷厄姆法案要求人民币升值27.5%，在过去七年间，这一目标也超额实现，期间人民币实际升值了31.4%左右。
现在回头看，不管当初中国官方和民间如何不情愿，甚至抵制人民币升值趋势，最终却都发生了，而且升值幅度基本落在美国政府所预期和要求的区间。只不过在时间上，升值是逐步的，与一些美国政客和市场人士所希望的有所差异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汇率上，中国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市场力量没有起作用。相反，事实表明，市场力量仍然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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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派的勇敢”及其他 |
| 袁东 发表于 2012-4-29 13:20:00 |
| 可怜的羊群对它们的头羊说：“只要你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就永远有勇气跟随你。”可怜的头羊心里想道：“只要你们跟在我的后面，我就永远不会没有带领你们的勇气。”这被尼采称作“帮派的勇敢” 。
足见勇气是相对而有条件的。尤其是在公共生活领域，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彼此相互需要和支撑。否则，难以构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无论哪一方的勇气，也都会丧失殆尽。
作为人类的“帮派”，不管是否以及以何种信念或信仰作为集结纽带，都是以现实或者可预期的利益支撑的。帮派，就像尼采笔下的羊群与头羊，不管嘴上说的还是心里想的，都是在相互观察拈量中，维系着带头与跟随的关系。于是，“帮派的勇敢”，总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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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资产管理业的趋势:公募与私募的殊途同归 |
| 袁东 发表于 2012-4-28 19:05:00 |
| 你喜欢整齐划一吗？你很可能会说这要看什么情形。除极个别情形，我都不喜欢整齐划一。这不仅因为，整齐划一往往是人为控制或者强制的结果，还意味着单一、呆板、僵滞，甚至了无生机。金融经济生活，更应避免整齐划一。对此，监管者却常常有着强烈的心理偏好和行为倾向。
这一分析视角，适合于观察目前和今后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的格局与动态。中国比较市场化的资产管理业务，起始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的兴起，属于公募基金范畴。
原本，中国最早兴起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私募类资产管理平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机构自1980年代末兴起至今，历经了多次起伏转型，直到进入新世纪好几年后，允许参与发起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投资领域的信托产品，才真正走向了市场化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但真正将中国资产管理掀起市场化专业化高潮的，还是过去六七年间大规模兴起的各种私募类基金管理机构，这包括股权投资管理和近期刚露头的债券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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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次大规模创业热潮和企业家精神迸发时代的期待  |
| 袁东 发表于 2012-4-23 10:56:00 |
| 今年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决定今后十年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将在这热闹里产生，并成为洞察未来趋势的重要窗口。
几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将在今年举行大选，或者政府换届。这足以影响对经济和市场形势的预期。
过去几千年里，战争似乎经常是重大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最后解决手段。仅就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伴随着重大危机和经济萧条。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和借口，战争与动物界的撕杀没有什么任何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动物野蛮本性的显现，不管采取何种技术水平的武器。战争同样是人类无法在文明层次上解决问题的最无能体现。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金融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人类，能否在脱离动物本性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不再通过战争杀戮度过危机，向真正的文明目标靠近些？恐怕没有谁能够做出确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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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与炫耀 |
| 袁东 发表于 2012-4-22 14:44:00 |
| “对于健全的头脑来说，怀疑乃是最好的枕头。”对蒙田的这句话，尼采在《曙光》里又给加了一个“枕头”----“对于怀疑的怀疑”。
有着“双枕头”的尼采，对一切持怀疑态度，似乎没什么是确定的，连“上帝”都“死了”，恐怕是蒙田意义上最“健全的头脑”了。
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在尼采眼里什么也不是，“怀疑一切”变成了对世界的放弃？尼采自己对此作了最明确的回答：
“不要放弃。---像修女一样放弃世界而不了解世界，导致了一种无益也许是忧郁的孤独。这种孤独与思想家的沉思的孤独毫无共同之处：当思想家选择他的孤独时，他没有放弃任何东西；相反，如果他不得不仍然埋头于实践，那对他来说倒是一种放弃、忧伤和毁灭：他放弃实践是因为他了解实践，因为他了解他自己。因此，他纵身跃入他的水中，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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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需求呼唤着金融业的多元化 |
| 袁东 发表于 2012-4-17 9:19:00 |
| 融资供给，总体上是对融资需求变动的及时反应。在现代货币制度下，融资供给与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货币供应量主要是基于中央银行而言，融资供给主要是由商业化金融机构基于市场情况和盈利预期决定的。当然，两者都是中央银行与金融企业博奕的结果，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
相比融资供给，融资需求似乎更主要些。没有融资需求，融资供给将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后者总是因盈利而动，盈利与否是由融资需求牵引的。只要有融资需求，作为融资供给方，就可能有盈利机会，即使中央银行和政府监管机关施加控制，商业化的供给者也总会绕过部分或全部控制，对融资需求做出应有反应。否则，就不会有连续不断的金融创新。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作为融资供给者的商业化金融机构，有着强烈而内生的逐利天性。
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商业化金融机构为了追逐盈利机会，针对融资需求，不断做出反应，绕开或突破政府干预和监督限制，而在产品和服务上不断创新的过程。
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不断认可金融创新与新型金融工具，并对金融机构的不同资产类型，设计不同权重，提出相应准备金和资本金要求。如此循环往复中，在为经济迅速增长提供强力支持的同时，也造就了金融资产的大规模扩张。但这种扩张，诚如经济学教授海曼.明斯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指出的，不仅助长了金融脆弱性，也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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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巨擘的特质 |
| 袁东 发表于 2012-4-14 7:58:00 |
| “勤思、闭嘴、不动笔”，是对美国金融业有着重大影响的J.P.摩根，留给人们的一个印象。他不仅留下了庞大的金融帝国，那艘多次被搬上银幕的巨轮“泰坦尼克”号，也是他的一个信托公司出资建造的。今年四月份，恰好是这艘巨轮沉没一百周年。
勤思，一定是商业巨头们的共有特质。没有哪一个商业天才不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这种勤思，来源于强大的创业热情。正如马克斯.韦伯1919年对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所讲的：
“一个商人或大企业家，如果缺乏‘经商的想象力’----即想法或灵感----那么终其一生也不过是那种只适合于做职员或技术官员的人。他决不会是一个在组织上有真正创造力的人。与学术界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不同，灵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比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更大。”
但少说不写，未必是成功商人的共性。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就十分健谈，喜好写文章。一有时间和想法，他就写下来。可以说是不停地写作，并且公开发表。他的文章，的确也广为流传。晚年，他仍如年轻时那样乐观和充满激情，开心地回忆并写下了自己的早年时光，亲自写成并发表了一本厚厚的传记 。
即便是摩根，其实也不是人们认为的少说不写。至少，“不动笔”就不是事实。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小约翰，定期不定期地用心给儿子写信。
这些信件从做人到做事，从读书到演讲，从工作到生活，从如何管理企业到怎样做人，不一而足。每封信，都包含了摩根自己有关学习、管理企业、拓展金融业务和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想，过往的经验教训和深刻研究分析。言辞恳切，逻辑严密，表达顺畅，用心极致，总结分析和要求建议都非常到位。每封信都是一篇优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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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个德国人的粗略浏览 |
| 袁东 发表于 2012-3-26 14:30:00 |
| 人既是私自领域的个体实在，也是公共领域中的“非本真存在”。人既要面对自我，又要与他人“共生”。人不仅要认识和处理外在事物，更要了解人事，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在海德格尔的哲学里，人处理事物的过程，被界定为“烦忙”；与人打交道的过程，总是“烦神”。
人离不了“烦忙”，也摆脱不了“烦神”。人活在世，就是一个“烦忙”和“烦神”的叠加过程。无论是“烦忙”还是“烦神”，都是“烦”的体现。人，这一世界存在基元的“此在”，在时间中的存在状态，被海德格尔干脆概括为“烦”。
烦，既可以有具体实在的对象，也可以是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的。不是吗？问问你自己，答案最清晰。这意味着，当你心烦时，恰恰是自我存在性意识的最强烈显现，这是生命力的叩问。烦，无所谓好坏，只是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烦，如影随形，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
人心生“烦”，是任何一种创新、制造、劳作的前提，然后才有“烦忙”和“烦神”的过程，及其结果。一个人不再生“烦”，也就不再有思考和行动，更不可能有创造和创新，生命也就趋于衰微和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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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有那么急吗 |
| 袁东 发表于 2012-3-17 14:49:00 |
| 国际货币的提供者，以及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意味着权利和好处，更意味着相应责任的承担。这两者都是实力的象征。
但人们，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媒体所显示的分析、讨论与政策倾向，似乎更多地甚至只看到了权利和好处，看不到相应的责任，很少考虑到责任担当对实力和潜力的要求，以及综合考虑了各个方面后是否合算和积极。于是，一种争取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建立不只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狂热，迎面扑来。
无论是国际货币，还是国际金融中心，都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品。对于公共品，搭便车容易，成为提供者难。公共品的使用和享受者，不要只看到提供者获取的好处，而意识不到自己是搭便车者。在没有足够实力和充分条件代替原有提供者前，亦即，自己尚不具备可持续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前，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做搭便车者。这是最大的理性。
在完全纸质化的纯粹信用货币本位时代，所谓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前者，完全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其提供者地位的获得、维持和巩固，具备世界顶级经济实力只是基础，还需要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能够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安全，至少有随时根据需要进行干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提供国具有一种公开透明公正稳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运作机制，对世界各个角落而言，其政治和社会秩序运行是可观察可预期的。
纸币的法定特性，使得作为国际货币的只能是主权国家货币。如果无视这一点，无论何种层面的所谓超越主权国家的设计，都无法行使国际货币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自从1968年创设以来，不管某些热心者如何推动，都只是一个摆设。而欧元目前的危机，则是另一个无视纸币本位时代国家主权保障前提的例证。当前政治和经济状态基础上的欧元，永远不可能替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甚至都不能对美元的这一国际地位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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