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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2012年形势的根基 |
| 袁东 发表于 2012-1-27 17:38:00 |
| 上世纪的这个时候，欧洲尤其是德国，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事隔一百年后，这一焦点依然未变。看来，全球似乎仍未跳出“欧洲中心论”，尽管这一“中心”可能是混乱的源起。
今年正在瑞士雪山小镇举行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注定不是一次令人振奋的乐观聚会。德国总理默克尔是第一个向论坛致辞的国家领导人，也是这次论坛的开幕词。这种安排是聪明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默克尔演讲的内容尤其是对欧元区危机的态度，决定着这几天论坛讨论的基调与走向，也是人们认识和预期金融经济形势的重要依据。德国再一次成了全球的焦点。
现在，全球最大的问题不是霍尔木滋海峡和伊朗问题，而是欧元区危机。没有这一区域主权债务和欧元危机的缓解，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就不可能恢复稳定与增长，甚至可能趋向更加动荡与悲观。缓解这一危机的决定性力量在德国，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国际性组织。
主权债务问题只是欧元区危机的表象，货币问题才是根源。欧元机制实际上是一个迷你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更加彻底。当然，其含盖范围只是欧洲大陆17个国家；不存在诸如美元和英镑那样的关键货币，有的只是单一货币欧元；没有黄金兑换问题，也就没有货币发行基础与约束，有的只是纯粹纸币本位。尽管有欧洲中央银行，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没有后者那种维持成员国之间汇率稳定的职责（因为汇率机制已不存在），却有后者没有的货币发行职能。
如此一个货币共同体，其命运掌握在核心国家德国手中。欧元只是一个扩大版和翻牌的德国马克。可以想象，没有德国的首肯和推动，欧元断然不会面世。实际上，也正是由于前德国总理科尔的热衷，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配合下，才促成了欧元区的建立。这正如上个世纪40年代由英国凯恩斯和美国怀特率领两国财政官员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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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抵制IMF的最新增资请求 |
| 袁东 发表于 2012-1-24 14:59:00 |
| 这个月，IMF宣布，向各成员国提出增资5000-6000亿美元的请求，准备将其可支配资金扩大到1万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为此刊发社评，配合IMF向成员国喊话，并特别声明：“IMF的增资请求，不应被诠释为只是为了稳定欧洲主权债务市场，也不能与这方面的努力联系起来。”
这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实在是个糟糕的社评！全世界都知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正在变得难以为继。如果没有大剂量的缓解措施，国家破产、银行倒闭、家庭困难，恐怕就在眼前。实际上，个别国家已经违约。有人已在念叨“债务幽灵”和“动荡甚至革命幽灵”的转换。欧元区的分崩离析并不是不可能。
如果不是欧债危机，IMF显然不会急着这么大幅度增资。当前，全球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也就是欧债危机了。如果IMF能够起到作用，通过增加资金实力，帮助化解这一危机，也是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恢复增长的重大贡献。将IMF增资请求直接说成是为了稳定了欧洲主权债务市场，有什么不可以的？不管怎么变换说法，这次增资就是为了稳定欧洲债务市场。否则，IMF没有任何理由在这时提出如此巨额增资请求。
《金融时报》的这一社评，显得异常虚伪，真是在拿公众智商和常识开玩笑。看来，富人比穷人更虚伪。
问题不在IMF的增资是不是为了向欧元区注资，而在能否起到作用。如果巨额增资不能有效解决欧元区问题，IMF的增资请求就是无效和不合理的，就不该得到任何响应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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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的生命力  |
| 袁东 发表于 2012-1-18 12:48:00 |
| 人活在世，不能过于功利。否则，自己累，也不讨人喜欢。不仅使自己，也使周围人有压力。人也不能过于虚无。要不，就会万事看空，趋于消极，而难有作为。现实而积极的人生，应当是在功利与虚无之间，寻求各自的平衡。
人生要积极还要稳妥，就不能一味实用主义。过于实用，显得鄙俗不说，难免会老是盯着脚下，容易陷入狭隘而看不远，也就很难走得远。人是需要脚踏实地，但想走得远，还应不时仰望长天，眺望大地，才能在天风浩荡中顺势而为，走向心中的彼岸。这意味着，人生需要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恰当结合。
人也不能总是抓住理性不放。过于理性，就会趋于机械而呆板，就会失去创造力。理性并不是创造力的基础源泉，只是创造的器具。基于自由感性的巨大想象力，才是创新和创造的基础性根源。一味理性，并不一定是深刻。理性的最终救赎，还需依赖感性。
一个人立身处世，学问析理，哪怕是对待最为世俗的经济事务，既需要理性，也离不开感性和想象力。优秀的经济工作者，不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者，无不吸取文学与文化素养。文学体现了感性想象和理性叙述的恰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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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格局中的中国故事：转型的悖论及其破解 |
| 袁东 发表于 2012-1-14 10:31:00 |
| 全球格局总是处于变更之中，重大转换却不多。历史清晰地显示了每次重大转换的条件、特征和轨迹。当今，全球格局似乎又处于一次重大转换之机，但能否实现，至少现在看来，并不确定。况且，没有哪次重大转换是一蹴而就的。多种力量的庞杂博弈，是一个往复较量中新旧更替与耗时的过程。
格局转换，既是消解，更是建构。消解，既有自然消失，也有强制性解构。建构，不仅有新型构造，也包括重建。只有在保持了历史基本连续性的同时，又催生了一个新时代，才是具有文明进步意义的格局转换。
这种意义的转换，首先体现在公共机制的消解与建构性演进中。市场、政治和社会，是组织和调节人类生活的三大公共机制。
如果说市场和社会，是带有自治性和私人性的机制，政治则是一种纯粹和典型的公共机制。作为“公器”的公权力，是这个世界的公共产品，是共享资源，具有最大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既具有正效用，也有负效用。公权力必须获得多数成员的授权和认可，才有合法性，也才能在制衡和监督中得到有效实施。
公权力，既是私权让渡的结果，也是私权的保障。但公权力执掌者极易假借政治机制，侵蚀私权力。私人权益的最主要实施渠道，并不是政治，而是市场和社会。相比政治机制，市场和社会机制永远是最基本的。任何企图挤压市场和社会的政治机制，都不会长久。只有能够为市场和社会有序运行提供保障的政治机制，才是公权力适度适效且具生命力的实现形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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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局转换 |
| 袁东 发表于 2012-1-9 12:58:00 |
| 企业为市场而生，但市场未见得为企业而存在和扩展。因为，市场毕竟是由最终消费需求牵引的。企业和市场哪个更重要？这要看从哪个阶段和范围讲。对此，经济学者们争论不休。
多年前，我曾发表议论，认为企业比市场重要。现在想来，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就大企业而言的。因为，一个大企业可以引发众多上下游配套的中小企业群体，形成一个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市场。尤其是实行零库存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当今，大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特别注重大企业大项目的原因所在。
但大企业终究从小企业发展而来，今天的小企业可以成长为明天的大企业。且不说，那些最新技术领域往往是小企业最先进入，并引领着特定新技术的产业化，而产业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某些小企业快速成长壮大的过程，最终将成为大企业。比如中国的联想和华为。尽管小企业比较脆弱，前景也不明朗，但这也正是给人更多想象所在。所以，小企业往往更能吸引那些有着一定风险偏好的投资，小企业在股市上更活跃。
对于经济增长，大小企业同样重要。只不过，一旦成为大企业，就容易成为市场和政府政策资源的垄断者。这不仅使上下游中小配套企业，还使最终消费者，在定价过程中渐渐失去一部分应有的谈判权，价格机制在有所扭曲的同时，也会降低大企业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因而，大企业往往是各个国家重点监控对象，也容易成为公众反对的焦点。但鉴于大企业的影响力，针对大企业的政府政策和法律确定，一般会偏离最初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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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先于劳动的时代 |
| 袁东 发表于 2011-12-30 17:43:00 |
| 资本和劳动哪个更优先？这是个争论不断的老话题。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就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定论。
在17、18世纪的主流学者看来，劳动似乎先于资本。至少亚当 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都是“劳动数量价值论”的主张和阐述者。马克思更是将“劳动价值论”发展到极至。尽管其宏篇巨著以《资本论》命名，恰恰是他认为，正是“资本先于劳动”，才使资本主义弊病丛生，“劳动先于资本”显然是他心中追求的未来社会特征。
劳动、资本、土地是古典经济学定义的财富增长三要素。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变为了劳动、资本和技术，将土地投入排除了经济增长模型之外。这里的资本被定义在了货币资本层面上。但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增长，再次证明土地投入的重大作用。即使就财富史来看，因地产而富并不断扩张财产者，一直在近现代巨富人群中占有一定比例。舍弃土地投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看来并不能全面测定经济增长机制。
悲观的马尔萨斯，将人口视为负担，显然在他的理论里，劳动并不是优先的。就他是李嘉图学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而言，这一点并不奇怪。乐观的法国人萨伊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这似乎加重了供给不足的压力，也可能增加后来被凯恩斯非难的供给过剩，但这都不是萨伊的结论。正好相反，至少他没有将人口增长视为负担：劳动联合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将使供求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轨道。这也难怪萨伊被称为“法国的亚当.斯密”。
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增长再一次印证的不是马尔萨斯的悲观。人口最多的中国融入了世界，中国和全球都饱尝了这一迄今为止的最大“人口红利”。正因如此，人们对南亚次大陆和非洲这两大人口聚集并还在增长的地区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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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接全球政经力量历史性变换 |
| 袁东 发表于 2011-12-26 8:39:00 |
| 经济有时像人患感冒，而属季节变换的周期性调整，不会带来多大痛苦。这次全球仍在经历的经济金融危机，却不属这种周期性动荡。世人很清楚，这次危机的最终过去，非得经历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历史性变换不可，无论国际货币体系，还是地缘政治格局，都要经历过去15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相比周期性危机，调整过程自然要长些，痛苦也会更大。
在美国，这将是一次再工业化和财政重建的过程。这需要提升本土储蓄率，适当下调消费率。无论就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任何一方面而言，这都是更加高端的工业化过程，很可能意味着又一个新型技术突破的时代，而引领下一个经济增长新时代的技术突破，很可能是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领域，即低碳绿色产业。当前，也只有美国具备将这种新型技术大规模产业化的条件和内在动力。
美国精英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已将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作为寻求经济增长的重大支撑点。但目前却陷入了政党政治互不让步的僵局。世人或许期待着下届政府能在财政重建上能真正起步，但眼下“民主暴力”的政治乱局无论如何都会使美国丧失一些机会，加大将来的调整成本。
从几年前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到最近反对成立“绿色气候基金”（为分担减排义务而由有关国家出资成立），都显示了白宫和国会的政治视野越来越狭隘。作为全球最大传统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碳排放经济体，这种狭隘眼光，不仅减弱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威信和政治领导力，阻碍全球气候谈判合作机制的建设，也深刻影响美国在新能源和环保等新型产业方面的突破能力，影响到更高端层次上的再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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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和权力格局的变更：2011年显示的趋势 |
| 袁东 发表于 2011-12-23 17:56:00 |
| “这是什么时代，破坏的时代，也是一个建设的时代，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有志趣的时代。”这是查尔斯.狄更斯在1859年出版的《双城记》中开篇一段话。
狄更斯这段话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概括。那是1851年伦敦成功举办万国博鉴会（首届世博会），属于英国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这段话也适合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其实，哪个时代又不如此呢？
回望2011年，最瞩目的，是再一次波澜壮阔地印证了哈维尔1978年写的《无权者的力量》。遗憾的是，这位剧作家、哲学家、捷克前总统在2011年12月18日辞世。
年初就在阿拉伯世界兴起的公众反抗浪潮，成功地将长期盘踞公权力的专制独裁者推翻，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响彻地中海沿岸。这又一次显示，失去合法性的权力和财富是多么脆弱，被边缘被无视的占绝大多数的无权者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尽管一定期间的混乱难以避免，但人们没有必要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过多担忧。公众既然有力量破坏一个旧时代，就有能力建设一个新时代。
人们倒是有理由对西方发达世界表示忧虑，至少以下三种趋势强化了这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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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和国债超发中的政府扩张：不可避免的三步曲 |
| 袁东 发表于 2011-12-17 16:08:00 |
| 当一个国家没有了自己的货币后，就会大肆发债，主权债务急剧膨胀。仍在加重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验证了这一点。当然，拥有自主货币的国家，也可能发生债务危机，比如上个世纪下半叶的拉美和俄罗斯。只不过，相比后者，前者对发债更加依赖。
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国家产生以来，不管是极权、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政府规模没有哪个不是一直扩张的。这可由政府财政支出增长得到典型体现，相对时间的支出曲线斜率，并不比私人支出低多少。这除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而来的税收增加外，超发货币和国债是重要的财富集中渠道。
即便是在金本位时代，自政府垄断了铸币权的第一天起，不断降低成色就是筹集财力的途径，直到变成今天的纯粹纸币。纸币本位下，货币与国债共同成为中央政府的负债，只是货发行更隐蔽些。有兴趣者，可就1971年货币彻底纸质化以来，同以前的历史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货币还是国债，发行量都大大增速了。这无疑助长了政府规模的扩张。
在这条道路上，拥有独立货币的国家，国债与货币发行可以相互配合相互掩盖。在不能大规模超发货币，比如抑制通胀时，可以通过增发国债维持政府开支；在债务规模引起争议时，就增发货币，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通过超发货币还债，或者通过中央银行买进国债放出基础货币，使国债货币化，消解债务规模，确保政府规模不缩减，正如美国政府和欧元区正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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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聊经济学演进中的浪漫主义影响 |
| 袁东 发表于 2011-12-10 22:49:00 |
| 换个轻松话题，稍作轻松。其实，经济评论性短文，都是比较轻松的。
经济学者总是尽最大努力，试图将经济现象作为完全客观的对象，如同冷冰冰的自然现象，抽象掉现实主体，完全数量化的同时，仅就数据，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一切方法，作形而上学的分析，似乎这才是科学的经济学。不否认这具有某种理性与客观性分析意义上的进步，这使得经济学显得更加严谨细密。
但经济学分析对象是人，是同研究者一样的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一体化和不可分割性，使经济学区别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人的经济行为，不仅受理性支配，也受感性和直觉影响。
正因如此，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学科地位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都在避免甚至反对18世纪以来那种纯思辨性经济分析倾向。那种思辨性，是经济学初创期，为了尽可能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甚至连用语都直接拿来，并尽量避免失去作为其母体的哲学理性，以便获得独立的科学地位，而刻意追求的一种思维和分析形式，本质如同当代经济学过于偏向纯数学推理和计量形式一样。
这种对纯思辨性的摆脱，使得经济学者更加注意事实调查和历史的特殊性。李嘉图、穆勒父子、马尔萨斯、麦卡洛克、萨伊、李斯特、施穆勒、汉密尔顿，甚至马克思，从英国到欧洲大陆再到美国，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学者名单，他们的经济分析著作都体现了对事实和历史特殊性的关注，更不用说在德国还产生了历史学派。这种关注，催生了各国官方统计局在19世纪上半叶的纷纷建立。
迄今为止，经济学都一直受到功利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共同组成了经济分析演进的知识背景，也是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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