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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政治散论
袁东 发表于 2010-8-8 21:24:00
很多事情,不管历经时间有多长,形式变了,实质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就说这妒嫉吧,恐怕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历久弥新。落后者妒嫉先进者,先进者同样妒嫉落在后面的不断追赶者;同层次的人,也会产生妒嫉。对越是近处和熟悉的人,越是容易生产妒嫉。这种心理,存在于不同层次的各类主体,只不过程度有着不同罢了。 最近,美国和韩国曾宣布,要进入黄海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最终没有进入黄海。但在日本海的空前军演结束后,他们还是放言,准备几个月后,进入黄海演习。几乎与此同时,美国高官散布针对南中国海域的言论,并联合个别国家抵制中国在这一区域的正常非军事行动。所有这一切,是在西方大规模金融经济危机后,对仍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底线,进行的试探甚至挑衅。 这其中,有着美国对自身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全球事务主导权的极力维持,还有着对日益崛起,并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利益格局的中国的不自在,某种程度的不认可不甘心。很难说,在心理层面,没有妒嫉因素的化学反应。相比中国,美国仍然是先进者。如果说这是先进者对追赶者的妒嫉心理,那么,周边国家的心理呢?当然,我们自己是否就已跳出了这一人类本性呢?肯定不会。 但不管如何,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永远的先进或落后。相互竞争,在先进落后的交互更替中不断进步,理应是规律,也是常态。恐怕谁都明白的是,这并不容易。背后是物质力量和武力的较量。

求远更不舍近
袁东 发表于 2010-7-18 19:13:00
远与近,总是相对而言的。既有物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有亲疏情感关系之分。经济上的远近,有着成本收益的衡量原则。 为着扩展能源原材料供给渠道,以及产品市场范围,中国已经并正在同非洲、美洲、欧洲以及澳洲,加紧各方面的合作。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然过程,也对各国和全球经济贸易带来了动力与活力。全世界已经并将继续受益于此。 明智者,从来就希望中国崛起,而不是阻挠。每当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不和谐声音时,美国企业界一直是抵制反对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国的增长和发展,美国企业界从中更加受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亦是如此。 的确,中国的增长,需要源源不断的能源原材料供应。诚如全球早就热议的,可预期的未来,中国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缺口巨大。有预测称,今后30年内,中国需进口石油729亿吨(2009年进口2.038亿吨,就已创新纪录),天然气47358亿立方米(2009年进口78亿立方米),铁金属100—180亿吨,55%品位的铁矿石缺口在173亿吨到326亿吨(2009年进口铁矿石6.28亿吨)[1]。

分配体制和结构改革:重点还是国有企业 
袁东 发表于 2010-7-12 12:44:00
国有企业问题,是个全球性永久难题,很难处理好。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市场经济体对国有企业特别敏感,尽量防止长时间大面积国有化的原因所在。国有化更多是作为弥补市场不足或市场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个手段。 理论上讲,存在两种起始点:一种是没有国有企业,全部为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但市场的先天不足,所导致的周期性危机,必然诉诸政府出面,结果是暂时或部分国有化机制的运用,进而国有企业的出现。这意味着,在发达市场经济里,国有企业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另一种始点,全部是国有企业,尤如1978年之前20多年的中国。这已被证明是糟糕的经济制度。否则,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与非国有成份的引入,以及中国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 过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核心就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改革国企,将其对外开放,使其让出部分地盘。 今天,已达成的普遍共识是:结构与分配体制改革,已然成为决定下一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为,结构与分配问题已变得异常突出:过于依赖投资,消费需求急待提高;公平及和谐问题,使分配体制无处躲藏。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重心仍然是国有企业!

该着手进行再一次重大财税体制改革了 
袁东 发表于 2010-7-5 20:45:00
一切经济心理和行为,最终都是由利益拿捏的。利益的获取和分配,决定着资源稀缺性的绝对和相对程度。离开了稀缺性,经济学显得多余。 界定和规范政府与私人部门(包括企业、家庭和个人)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分配的财税体制,不仅影响着各层次主体的经济行为,也随着经济总量和结构的变化而必须不断改革。 中国的上一次重大财税体制改革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主要手段,旨在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所谓“重建财政”的目标。 粗略地算: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看,2009年已近21%,比1994年的10.87%,提高了近一倍。也许,还不如一些发达的福利国家,但效果显著。以比GDP增长更快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便是途径。1994—2009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13%,GDP年均增长13.57%。进入新世纪后,两者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率,1994年为57.16%,2009年为52.42%。不仅没提高,反而下降了。但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率,由1994年的71.73%增加到2009年的80.36%,超过其财政收入份额增幅达3.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率,由1994年的51.5%下降到2009年的47.16%。 以上数据隐含着两个问题:一是,财政收入比重具有欺骗性。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 
袁东 发表于 2010-6-26 15:04:00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是出自蒂普.奥尼尔的一句话,此君曾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对民选领导者,这是值得天天铭记的格言。因为它不仅仅有着标榜作用,更关乎自己的政治生命。 自从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起,人类就离不开政治了。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运行,至少需要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的双轮驱动。市场解决不了的绝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能被付诸政治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只是或主要是宏大叙事,更不表明一个个有着各自需求和问题的个体,长久地被政治家或某个政体仅仅美化抽象为“人民”或“民众”。 还是那位曾担任过奥尼尔首席助理兼发言人,并充当过卡特总统演讲稿撰稿人的克里斯.马修斯说得实在:“民主政体的一大优点就是,政治家只有出色地照看好人们的油盐酱醋等日常需要,才能得到他们渴望的回报。” [1]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执政党提出的“民生是第一要务”,是正确而积极的。只是,不要将“民生”美化抽象为“人民之需”,而对每个鲜活的个体,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甚至肆意凌辱。只有两眼盯住每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之吃穿住行,才是真“民生”。

何时为中国队喝彩助威----世界杯足球赛有感:兼议民主监督机制建设的关键性
袁东 发表于 2010-6-16 9:50:00
炎热的夏季,世界杯足球赛的竞技,增添了人们的话题和乐趣。受运动健儿鼓舞的同时,也生出某些愤恨甚至厌恶:热闹的电视直播里总是看不到中国队。这恐怕不只是少数中国人才有的情绪。这情绪,再一再二可以,不能再三再四。可它偏偏“再”起来没完。 愤恨以至厌恶,不是来自外部因素,更不是针对世界杯,而是针对中国足球圈。特别是,当这一圈子的管理制度缺失、监管松懈、贪腐盛行的真相,逐步被揭露时,公众更是难以容忍。因为,这个圈子并不是在自娱自乐,而是占用和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何况,欺骗公众,弄虚作假,损公肥私,大肆敛财,已严重影响甚至破坏着社会规则和秩序。 公众感到不满的,不仅仅是对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某项体育活动总也走不出国门的失望,而是长达一二十年里,在业绩提不上去或压根儿没有业绩的情况下,还形成了一个封闭腐化并自得其乐而不知羞愧的小圈子,以及这个圈子带给社会的重大负面影响。这已超出了社会可以忍受的底线。 反观中国的经济社会,又有多少个这样的足球圈子呢?足球恐怕只是一个缩影而已。当然,这并不构成中国足球相关利益团体和人士心安理得,不知耻辱,以及企望公众容忍的理由。 但凡能够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劣迹,其主体基本是一个圈子或团体,必然占用和消耗公共资源。劣迹的产生,出自中国足球式的“黑幕”。黑者,不透明,没有正式规则,缺乏理性,看不到别人和远处,只有自己及其利益的切实感受,只有眼前。 如果一个社会多由如此圈子构成,公权力就会被绑架,普通公众就会成为牺牲品。既得利益者,并不希望民主,更喜欢集权。不同领域,各个层次,越是集权,各类圈子主体就越能有机会低成本俘获公权力。然而,这是病态,难以持续。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大的阶段性成功。正如国内由多个俱乐部或球队形成的中国国内足球局面。这没有人试图去否认。但值得提醒的是,亦如足球界,有些领域只擅长窝里斗,就是没能力走到世界竞技场上。

社会的木桶观点:短板的决定意义---关注低收入群体 
袁东 发表于 2010-6-12 14:42:00
一只木桶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一个社会的真正富有,及其整体进步与文明程度,是由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财产和素质状况决定的。极少数的所谓精英分子,再怎么财源滚滚、富可敌国,并着意修饰其“贵族气质”,都会像木桶的那块最长的板子一样,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容量和能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这就是社会的木桶观点。 人文社会不同于物理世界。后者中的三角形或金子塔最具稳定性,而两头尖中间大的纺锤体则难以立得住。然而,一个金子塔结构的社会,恐怕是最不稳定的。最长治久安的,倒是纺锤型社会。这就是社会学理论特别重视中产阶层成长和壮大,也是减少底层群体数量,或者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的原因所在。 一个人是否有钱,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怀揣着多少钱,更取决于他人口袋里的钱。一文钱和100万,仅从绝对量上看,拥有后者似乎是有钱人。不见得。在每个成员都有100万的社会里,同样拥有100万的你绝不会感到真正富有。当周围其他人都手无分文时,手捏一文钱的你,就是一个富人。问题是,在后者的环境里,揣有一文钱的你肯定不会踏实,没有安全感,你得随时防备有人抢劫,很难说如此就是幸福。 现任美国能源部长、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博士,在2009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告诫年轻人:“在任何谈判中,都把最后一点点利益留给对方。不要把桌上的钱都拿走。在合作中,不要把荣誉留给自己。成功合作的任何一方,都应获得全部荣誉的90%。” 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一个合作群体。凡是成功的社会,肯定是所有成员之间成功合作的结果。富有者只能是相对的,没有任何绝对意义上的应当应分之说。否则,就不会有“富贵不过三代”之说了。贫富过于悬殊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各阶层都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浅薄而单调的落后者。当然,作为另一个极端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有着同样的结果。 两个极端的苦果,在过往的中国历史中都尝过,理应在今后的路途中对此保持高度敏感。眼下,低收入群体就是中国社会的那块短板。而这块短板的状况,正在再一次挑动那根敏感的神经。

欧元还会下跌吗? 
袁东 发表于 2010-6-6 10:58:00
欧元的事,既说不尽,又有趣,因为它是金钱的故事。如果你不否认人类正于货币文化时代,金钱就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与枢纽。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可以从货币层面上得到反映,更不用说经济了。最近,北宋黄庭坚的书法作品《砥柱铭》,在拍卖行拍出4.368亿元的空前价格,引得文化人士纷纷感叹中国古代文化价值的凸现。你看,就连文化艺术都得以货币量来测度其价值大小,还有什么原因不使人们不去关注金钱的故事呢?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输出时,就有人断言,欧洲将会比美国遭受更严重的危机。当时探讨的原因,主要集中于欧洲银行更为复杂的结构。现在看来,真正的因素是相比其他经济体,欧洲有着更为麻烦的货币问题。 自2009底爆出的某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只是欧元这一糟糕货币制度问题严重化的导火索。经济和财政状况差异较大的主权国家,硬是听命于单一“超主权货币”制度的摆布,势必将原来的差异进一步放大,而非缩小。更由于,欧元于1999年一面世,就采取了咄咄逼人的“硬通货”政策,在将通胀率目标确定为不超过2%的同时,实施了一路升值的措施,大有同美元一争高低的态势。欧元兑美元汇率,从2000年最低点的0.8272,几乎一路上升到2008年最高点1.5991,累计升值了93.3%。

货币政策:相机抉择还是规则制 
袁东 发表于 2010-5-10 22:39:00
目标者,只能存在于未来预期之中。一旦实现,就不再成其为目标,只能是确定和实现新目标的基础。目标和预期不可分割。改变预期,就意味着调整目标;调整目标,也意味着预期发生了变化。预期是意识和信念的反映,意识和信念则取决于历史经验的累积。在这个意义上,预期就是基于过去而对未来的推断和预测。一方面,这种推断和预测不可避免地有着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它们又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当前行为。所以,预期或目标的形成,不仅仅是指导,更是人类环境不确定性的源泉。依此认知,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很多事情。

欧元的宿命 
袁东 发表于 2010-5-6 7:54:00
 欧洲注定是不安宁的。先是罗马帝国在硝烟弥漫中四分五裂,后是教皇与各个世俗王国的断断续续争斗,再到企图统一欧洲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从维也纳附近那块狭长的多瑙河河谷——爱斯林之战 起始就节节败退,其梦想最终灰飞烟灭。20世纪迄今,两次世界大战,战火都由欧洲燃起。而为统一欧洲而发动的战争,无不归于失败。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梦想变换了方式。先是煤钢联营,渐变成经济共同体,再到货币共同体,以至现今拥有议会的欧盟。然而,经济联合,顶多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联盟,但不会成为一个国家。在人类社会早就进入的纸币本位时代,试图通过统一货币来促进政治完全一体化的想法,实在是颠倒了因果逻辑。从这个角度讲,欧元很难被看好。

  当前,欧元区内从希腊开始的一系列主权债务危机,正沉重打击着欧元机制。这使得欧元非但不能成为促进欧洲政治一体化梦想的有效工具,反而可能因这一货币机制的衰败,使政治联盟出现倒退。

  欧洲人并非看不到这一点。而他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是为挽救危局出谋划策。但迄今为止的三个主要动建议,均不可能有效。

  以德国为主,联合法国,出资救助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这一条,很难真正实施。欧元区16个成员国达成了可以救助希腊的协议,有关条件:希腊陷入“绝境”时,16个成员一致同意,并捆绑IMF承担三分之一的救助。这实际只是给希腊画了一张饼,何况这一“救助协议”,仍然被德国实际拥有的最终否决权所控制。

  德法提出成立一个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欧洲货币基金的动议,倒是有可能成真,只要德法愿意出资。然而,这一区域性货币基金,脱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败宿命。因为,动用基金救助某个国家,不可能不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就是那些扔下井的石头。更不用说,还有主要出资国的背后操纵问题。

  由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一再提出的设立欧盟债券的构想,看起来既可在需要时维持欧元稳定,又可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其实根本不可行。且不说,债券发行主体是谁。欧洲议会?欧洲央行?前者,只能算是区域政治论坛,怎么能承担得起债务责任?欧洲央行,可以作为发行体。但中央银行不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盈利主体,拿什么支付债券利息?如何吸引投资人的兴趣?即使能够发行出去筹到资金,资金的动用原则和程序如何确定,才可得到成员国的认可?欧洲央行的背后并不是主权国家,是欧盟。而欧盟,在关键时候,连个橡皮图章的机构都还谈不上。这又如何能谈得上建立起一个有关规模、利息负担、资金动用等一整套令人放心的债券机制呢?

  欧元自创立以来,欧盟就想推动欧元与美元竞争,成为世界强势货币,甚至与美元平分天下。1998年6月20日,使用了50年并已跻身世界硬通货的马克退出历史舞台,德国联邦银行办公地更名为欧洲中央银行。但新机构似乎继承并特别看重逝者所留下的遗产:对价格和币值,追求稳定稳定再稳定。的确,在1948 年6月20日至1998年6月20日间的50年里,德国联邦银行将年均通胀率控制在2.7%,尽管其目标一直是1%或1.5%。当然,2.7%的水平也是令人称羡的记录了,足够使新马克成为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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