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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周于卢森堡举行的亚投行理事会第四届年会上,贝宁、吉布提和卢旺达三个非洲国家正式获批加入亚投行。至此,亚投行成员增至100个。亚投行是在中国倡导下国际金融合作的产物,也是中国为全球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亚投行再次扩员,表明它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努力、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贡献及所倡导的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获得了国际社会充分认可,中国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自2016年开业以来,亚投行经历了9次扩容,成员主体为发展中国家,但也吸收了包括英、法、德、加等发达国家,其成员数量远超日本作为最大出资国的亚洲开发银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作为中国同“一带一路”同步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家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满足了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截至目前,亚投行已为全球18个国家的46个项目提供了总计85亿美元的融资,涉及交通、能源、电信、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亚投行运营初期的项目已惠及许多国家,如印尼的贫民窟改造项目、土耳其连接阿塞拜疆和南欧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和埃及的太阳能项目等。另一方面,亚投行还满足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成员的投资需求。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曾表示,亚投行在治理、透明度、国际标准和合作等方面树立了典范。

  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中占多数股份并拥有较大话语权,因而亚投行能尽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为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而全球范围内对亚投行这一中国倡议给予广泛认可与支持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对中国发展成就与经验的充分认定。亚投行倡议的提出,植根于中国经验,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投射。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持续不断的大规模集中性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根本改观,中国的产业承载能力得以不断提升,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步伐能得以快速推进。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主体的开发性金融机制的先导性,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融合性,对商业资本的广泛动员性,对中长期融资市场的培育与促进性,对基础设施投融资风险的缓冲性,均结合了中国国情得到积极而务实的探索创新,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从某种程度上讲,亚投行是这一中国经验走向世界同各国共享的成功尝试。

  卢森堡是较早决定参与筹建亚投行并作为创始成员的欧洲国家,也是欧洲投资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同样是多边金融机构的欧洲投资银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运营经验。亚投行从筹建阶段开始,就与欧洲投资银行有着良好的交流,从其多年成功运营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借鉴了这一多边机构的一些好的做法。而不少欧洲国家认为,亚投行融资项目是很好的投资机会,现在亚投行成员中的欧洲国家出资比率超过20%。英、德等创始成员国未来都有深入参与亚投行业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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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9-7-18 8:02:00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个债券市场,但必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运行的债券市场。一国债券市场并不具有天然的国际性,也并非必然趋向完全的国际化。一个以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核心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券市场,应当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债券市场运行的指导原则。

  确保一个相对简单透明而具备一定效率的发行流通交易机制,应是掌握中国债券市场运行扩展程度的具体衡量标准。应以是否有利于那些需要发行债券的发行体能够低成本融资,作为债券一级市场建设的标准;以是否有利于保持一定流动性的流通交易机制,作为债券二级市场建设与管理的标准。

  不应对债券市场的效率予以过度追求,避免以提高效率的名义自觉不自觉地步入高风险积累轨道。需知,避免债券交易方式过于复杂,减少交易环节,也是降低金融风险产生与聚集的需要。

  如何认识和分析中国债券市场,有着角度以及所持原则等方面的区别。在总结分析中国债券市场之前,本文认为以下几点值得首先提出来:

  1、债券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债务市场。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方式的扩展与复杂化,是一个债务规模扩大和债务链条延伸的过程。鉴于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边际能力总是趋于下降的,就支持经济增长而言,债券市场不仅有着规模边界,也有着交易方式或者交易复杂程度的边界问题。一个适度适当的债券市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才是健康的。

  2、归根结底,债券是一种货币性资产。债券市场不仅与货币供给规模直接关联,也是一类资产市场。无论什么机构的债券发行,均与基础货币及其支撑的货币创造直接相关。一定数量的债券融资,必然首先转化为银行存款,形成货币创造的来源。债券市场本身也会吸纳相当一部分流动性。这意味着,判断债券市场适度与否,必须将其纳入到整个货币流动性框架内来权衡。资产市场的特性,决定了债券市场极易产生泡沫,并成为整个资产泡沫的主要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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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9-3-28 7:54:00

  市场及资本效率优势与社会公平同等重要,这是中国发展与进步的总体指导原则。借鉴西方金融发展中好的经验,充分吸取其教训,立足自身实践,构建相关经济与金融的理论体系,是当下我国经济理论界的重任。

  金融回归简单。这是应该也是必须的。

  这个“简单”,即指金融由经济决定,必须服务于经济,尤其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市场及资本效率优势与社会公平同等重要,这是中国发展与进步的总体指导原则。

  金融,无非是货币经营行业而已。而货币,几千年来就是一种有着国家主权和政府做后盾并赋予强制性因素的准公共产品,绝非一般私人商品与服务可比。经营如此产品的金融机构,绝非一般性生产经营企业,而是必须由政府实施严格监管的特许经营行业。这一行业中的金融机构,都是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准公共机构,其外部性既包含健康发展时的正效用,更包含非法违规经营和肆意膨胀所带来的危害千家万户的货币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对金融市场准入必须设置较高门槛。对金融机构开发经营的产品及其业务开展形式等,应有严格的法律规范,这包括注册、登记、许可、备案等涉及事前事中事后相应方式的监督管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润应当适中,应与实体经济贸易保持一种恰当关系。如果金融行业利润过于膨胀,实体经济贸易行业融资成本及其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就会越高,这是对实体经济贸易行业的挤占和损害。

  金融经营业是一种虚拟行业,属于虚拟经济,不仅是实体经济的派生物,而且最终是由实体经济决定的。这一性质要求,金融必须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一切保障和要务,而不是相反。

  “脱实向虚”,无论对金融机构,还是对国家经济,都不是好现象。只要“脱实向虚”形成一种氛围一种趋势,那一定是“金融过度”,一定在不断积累着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爆发概率就会比较大。前些年,无论是民营企业发起成立或控制的金融机构,还是央企国企的所谓“产融结合”,以及这种“结合”衍生出的“金融板块”或“金融控股公司”,有些合并报表后的利润中一半以上来自所属金融机构,这不仅是严重偏离主业并进一步挤占主业投入的现象,也掩盖了主业经营的低效、不良甚至亏损。好在,从政府到民间,中国的方方面面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迅速形成必须坚决予以遏制的政策与舆论氛围,并正在采取果断有力的政策措施。

  同业尤其是银行同业交易,只能是一种必要的头寸调剂和基于风险分摊的风险管理需要。为此,必须防止货币资金过于在金融机构同业间往复循环交易。如果同业间交易像滚雪球那样,大规模资金在金融机构同业间“玩来玩去”,一方面减少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另一方面推高市场利率,推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并不可避免地隐藏和积累着重大风险。

  “资本的无国界”本性,在金融业体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当年的英国,还是当今的美国,当金融业成为利润率最高、最能吸引资本的行业时,各类优秀人才也都往里挤,而在金融业产值与盈利占一国经济过高份额时,也就到了越来越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基础的时候了,走向衰落也就成为无可挽回的宿命。因此,无论美欧西方金融机构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披着“创新”“效率”或“深化”的理论与业务实践工具外衣在全球横冲直撞,中国都应保持应有的定力,坚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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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8-3-27 7:45:00

  亚洲目前已经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的GDP之和已与美国相当。由此,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不仅是亚洲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在重塑、构建和引领新型的全球化市场。

  亚洲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繁荣至关重要。而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资。那么,如何满足巨额资金需求?关键的一点,是能够使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其项目主体有机会、有能力进入中长期资本市场融资。所以,只有根据亚洲各国发展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建立与发展以债券市场为主体的亚洲资本市场体系,才是唯一正确而务实的选择。

  基础设施项目有着不同形式的现金流,尽管这些现金流所体现出的收益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较为稳定,这就足以为中长期债券的提供建立产生机制。由于亚洲已经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发展地区,其发展前景和预期最为乐观,所以支撑这一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是最具吸引力,这无疑将确保亚洲债券市场的有效供给。

  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已经不是一个新课题了。但仍然是一个亟待推动的新任务。

  说其不是一个新课题,是指多少年前,至少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就已经认识到,推动建立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意义重大,亦十分迫切。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从那时起就着手研究并试图推动相应机制的建立与实施。

  当时还是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两项倡议:一个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一个是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出面,成立“亚洲债券担保基金”,计划首期出资40亿美元,用于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这两个倡议,并没有得到多少有效回应。一方面,是美国的反对。另一方面,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和东盟国家在1997年7月开始的危机中深受冲击,需要全力以赴应对处理。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处理和经济金融形势的逐步稳定,中日韩连同东盟十国于2000年在泰国清迈签署了《清迈协议》,开启了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多边性货币金融经济合作,合力应对未来可能的危机冲击。在《清迈协议》项下, “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已形成共识,并设立了分工和协作的具体工作机制。

  这些努力对于探索如何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拓宽这一地区的融资渠道,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大幅度地开阔视野,从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着手,大胆探索建立更广泛、更长远、更切实的创新性机制与措施,就无法起到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建立与发展的作用。

  在探索新机制时,必须理清和明确的是,为什么要发展亚洲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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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8-3-15 7:54:00

  建立在最大发展中国家增长与发展根基上的中国开发性金融机制,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能力的实质性提升,成功地与经济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这也包含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交往互动,尤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能力的提升。

  “要想富先修路。”持续注重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随之不断降低物流与相关交易成本,日益扩展统一性大市场,效率提升,以此快速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路径。这一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机制,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增长和发展助推机制,是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融合,背靠国家信用,重在推动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展,遵循市场化运行的一般规律,有着对市场力量的先导性作用,其力量的大规模持续发挥依赖于对商业性私人资本的广泛高效动员,对中长期资本市场的培育和促进,特别对基础设施投融资风险的有效缓冲,为商业性金融与非金融资本源源不断地投入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这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制,这个建立在最大发展中国家增长与发展根基上的开发性金融机制,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融资能力的实质性提升,成功地与经济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对中国经济发挥着独特的支持性作用。而持续增长与发展的中国经济,则为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机制运行与作用发挥不断奠定良好基础。这一相互促进关系,也包含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交往互动,尤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能力的提升。特别值得总结的是,在推进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对资本的引领、撬动和广泛动员作用。这不仅是国家开银行自身贷款或类股权投入的不断增加,更在于对中国中长期资本市场的培育和促进上。通过23年多的运营,资产总额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成为全球最大开发银行,且比今日世界所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还要大得多,更远超已运行70多年的世界银行;无论年度贷款金额,还是资产周转情况,以及资产质量和发展后劲,均处于领先水平。

  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慢,回报率低,是基础设施投资的突出特点。这与以短期储蓄存款为主要负债来源的商业银行信贷要求并不吻合。如果不能使基础设施项目主体进入中长期资本市场,获取中长期融资能力,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全面铺开和持续提高。这要求债券市场必须发展起来。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大规模推进的过程,恰好是中国债券市场高速发展时期。债券市场的日渐发展,使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主体,能获取中长期融资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全面建设与提升,也为债券市场不断增加新的债券品种,丰富着债券结构,满足着投资者不断扩展的投资选择,进而活跃了债券市场,推动着债券市场发展。这同样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今天,中国已成为基础设施及其互联互通建设最快速最完备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债券市场也由此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且规模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目前,中国债券市场每天的债券发行额在1000亿元左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两者间有着很强的正向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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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8-2-6 9:00:00
最近,我通读了两位西方作者的书。一本是由政治人物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同媒体记者访谈对话方式出版的《坦言》 ;另一本是由印度裔加拿大籍学者,曾任过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写作出版的学术著作《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 掩卷回味,若将两本书关联起来综合比较,更可透示出一些意义。特别是,对观察西方变化、地区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展,会产生某些有意思的思考。 其实,我并未特意事先安排前后阅读这两本书,只是一个月前偶尔随意翻阅,皆因可读性较强,话题也是我感兴趣的,便认真读起来。 这两本书都是最先于2014年出版,均为有关政治、国际关系、地区和全球秩序及其治理的话题;都有些观点值得关注与思索;皆有着对西方理论与现实的反思;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都给出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观察和中肯评价;对地区和全球治理,尽管各自视角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提出了建议,做出了展望。 当然,两位作者同处西方世界,一位是资深政治人物,一位是著名学者,在各自书中秉持的还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也都是西式话语逻辑体系。尽管相关判断与观点有所差异,但对地区与国际政治秩序的评述,尤其是针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观察与分析,都未能摆脱 “二元对立”的西式价值观与逻辑视角。
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7-12-17 11:27:00
近年来,在研究分析讨论包括贸易、投资、安全和政治等在内的全球治理问题时,无论学术文献还是官方用语,“碎片化”经常被提及,或者作为一种客观描述,更多是作为指责性批判术语,用于有关不确定性以至冲突的判断,某种程度上,近乎一种混乱的替代叙述。 这一术语由欧美国家创设。西方学界、智库界和官方,在上述意义上频繁使用“碎片”一词,当然有其用意。但是,如果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也在西方界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在中国的相关各界就有所体现),则令人费解。因为,这恰恰会落入西方话语和逻辑体系中,影响对地区和全球治理现状、改革与未来趋势的正确判断把握。 百度百科显示:“‘碎片化(Fragmentation)’一词,在上世纪80年代常见于‘后现代主义’的有关研究文献中,原意是指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如今,‘碎片化’已应用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多个不同领域中。” 在此,我无意探讨“碎片化”的不同概念界定及其来源脉络,而是主要针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使用这一术语的性质进行评论。 简言之,所谓碎片化,无非是相对于单一化、一统化、一元化而言的。 就全球治理体系来讲,何为“单一化一统化一元化”?那就是单极化。对西方尤其是美国而言,即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或者,如同阿米塔.阿查亚在《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界定的“美国的世界秩序”。 这一秩序,以基督教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为原则,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定义的所谓“市场化与民主”为模式,在美国绝对主导与控制下,联同其盟友,通过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多边机构,推行的一套全球性机制。 这套机制,以美国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提出设想,最终由美国主导在1945年正式成立的联合国,及其框架范围内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体,而形成并运行的。 美国对这套机制的主导与控制主要体现为: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使的否决权最多 ,经常将美国对他国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等措施,包装成安理会决议,披着联合国外衣,强制推行;通过其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等主要多边机构,推行其经济政治文化理念,以至干涉他国内政,服务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联同其西欧盟友,把持这些多边机构的大多数投票权和决策权,却不顾现实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呼声,等等。
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7-12-15 11:23:00
“中国不可能在亚洲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在军力的投送能力、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或者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吸引力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都存在严重不足。它和邻国----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之间的各种冲突将阻止它成为地区性或全球性霸权国。” 这是阿米塔在《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针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结论。这位印度裔加拿大籍教授,虽然号称是国际关系领域著名的“非西方学者”,却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他是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前主席,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学杰出教授。 其实,在西方主流学者和政治精英中,这种结论一点也稀奇。不管是否认可“美国和西方衰退论”,也无论是否持有“中国崩溃论”抑或“中国威胁论”,在类似上述观点上,几乎惊人得一致。 从中反映了西方主流社会一贯的片面、短视、偏见和傲慢。然而,在一日千里的世界力量格局大调整大变革大转换洪流中,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不情愿不甘心,又使他们陷入那种日薄西山的苍凉和战略焦虑的扭曲漩涡里而无以自拔。这种漩涡,不仅使他们看不清自己,也更不明了他人,一味偏执顽固地恣肆于其过往几百年张狂历史倒影中而自话自说。 阿米塔式的认识论与针对中国的研判,从根本上与源渊流长而又积淀深厚的中国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观,有着巨大差异,某种意义上讲,不可同日而语。
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7-12-8 15:11:00
临近2017年底,因已连任12年总理的默克尔与其他党派组建联合政府谈判破裂,德国再次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的焦点。 其实,自日耳曼人早在五世纪跨越阿尔卑斯山冲入罗马帝国起,德国这块地方就一直是欧洲的焦点。不是吗? 德国是欧元区和欧盟最强大的经济体,是共同体的经济支柱。德国政治稳定,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就不会乱到哪里去。相反,一旦德国政局出现较大不确定性,欧盟更不用说欧元区,无论是经济,还是一体化进程,抑或欧洲社会,就将危机四伏。 令人不安的是,德国正在出现那些希望一体化进程继续深化和经济继续复苏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苗头。 受这种不确定性影响最直接最大的,首先是欧元,随后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元区并非对欧盟全覆盖。欧盟28个成员国中只有19个属于单一货币区。 过去10年,欧洲一体化进程屡受打击。首先是源自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欧洲债务、银行业和货币危机,欧元承受巨大压力,也可以说是欧元危机。之后,因金融经济动荡导致的失业率高企和原有社会福利的难以为继,过度的民粹和民族主义浪潮涌起,极右极左势力趁机沉渣泛起,并迅速赢得了二战后极其罕见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影响力,致使欧元和欧洲一体化怀疑论再次兴起。2016年的英国公投以“退欧”为结果,更是对一体化进程泼下了一盆冰水。只不过,少数欧盟政治精英对英国的作为早有预料。 第三,自作自受的是,欧盟一些国家追随配合美国甚至比美国更为积极地参与伊位克和阿富汗战争,继而搞什么“北非中东颜色革命”,以及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造成大批中东北非民众流离失所背境离乡,成为最大受害者,形成连续多年迄今也没有停止的“难民潮”,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围绕难民涌入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有关“难民分配安置额度问题”,欧盟出现了自共同体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分裂。一些后来被“欧盟东扩”吸纳的中东欧国家,给予德国主导的倡议或意见以强烈回击,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本来,欧盟的扩大化就已经影响了其深入化,这次的分裂,无疑使一体化进程的诸多议题更加复杂和难产。 最后,被欧盟视为一个“强有力伙伴”并被认为“加入欧盟具有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意义”的土耳其,经过近几年的一系列事件,却与欧盟渐行渐远。这从外部打击了欧盟东扩的抱负与野心。 在此背景下,如若德国再出现政治不确定性,对一体化进程和欧元,就会毫无疑问地出现较大分歧和争论,欧元势必遭受更大压力,这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一体化进程。 离开德国的坚定推进,欧盟的深化,仅凭法国的力量,无论如何都难以成事,更遑论其他成员国了。
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7-11-28 9:02:00
心平,方可气和;气和,才能从容。年近半百,理应如此。 父母在,是一堵暖墙,为子女遮风避雨。父母不在,子女就得直面风雨,又成为自己后代子女的暖墙。 今年,母亲长眠西去,我的暖墙塌落了一半。母亲病重住院的近两年间,我频繁前往家乡医院陪护,感受很深。 人在健康时,珍惜一切,前承后继,努力而为。担当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各自角色,履行好使命。尊重历史,抓住现实,放眼未来,是成就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要求。对于大大小小的集合体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阅读全文 | 回复 | 2017-5-18 8: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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